中國大歷史

第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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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詮釋八王之亂

這段歷史可以從漢代的覆亡敘起。其原因曾被追究於宦官掌權、黃巾叛民的暴動，和無紀律之邊軍被召入京，然而實際上，全面內戰展開時，宦官已被整肅，黃巾賊已被剿平，而邊軍亦已不再成為問題。晉朝情形亦復如是。最初問題之發生，咎在皇后賈氏，據說她心腸毒辣，又愛虛榮，有些歷史家尚且說她黑而奇醜。因為她與皇太后爭權又要廢太子（非賈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晉朝的習慣，各皇子稱王，內為朝臣，外拿兵符。不過當爭端延及各地區時，皇后已被弒，以前各種冤屈都已平反，而戰事依然方興未艾，動則使幾十萬的官兵捲入，這就很難再稱其為宮闈間糾紛的後果，而認為咎在女人的虛榮與嫉妒了。

現代學者引用“經濟樞紐區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說法，企圖將長期分裂的局面，作比較深切的解釋。他們認為好幾個出產糧食的大地區，內部的交往深，需要外界的接觸少，於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漸脫離中央的掌握。這種說法，有它的優點。從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兩個國家看來，和東晉在淝水一戰足以擊退來犯之優勢敵軍的事蹟看來，經濟樞紐區域好像確有其事。可是這和晉朝一度統一的情形對證，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緣政治裡有阻礙統一的因素，仍可以軍事行動克服。以後晉朝的內戰更使這個說法文不對題。當時戰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國都附近，南方照理應當鞭長莫及，此刻卻反而平靜無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說之際，我們不能不對傳統所謂兼併之說再加斟酌。土地的佔有，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影響極深。大多數的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其公平的因素不說，確是在中國鄉村中，先擺下了簡單和均勻的基礎，便利於官僚組織的管制。當時漢朝提倡孝與廉（不僅是做官的廉潔，而且是在對人處世時對財物一體謙讓），顯見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無意增進經理上的繁複。這種組織與結構極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壞。讀者此時必須體會到，在農村之中應付稅的戶數極難隱匿，可是戶內所領土地畝數和人口的口數包括僱工和奴工，則可以出入。如果實際上戶數減少，稅收必隨著短絀。以後政府所能供應的服務，有如濟貧、地方自衛和水利等等，也必為之減縮。並且地方士紳力量的伸張亦必影響到地方政府的性格。專制政府的體制，皇權由上而下，全國一致，要是地方士紳開始自作主張，即帶有一種修正性質。從以上各長所述，可知後漢地方政府的凌夷，巳產生各種不穩狀況。

當曹家取漢而代之和司馬家取魏而代之的關頭，立即崩潰的危機暫時平安度過，可是其基本原因並未排除。當日不平穩的局勢可自各種詔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三詔令”（曹操為丞相時所頒發）求才，內中稱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即算不仁不孝仍當撥用（地方士紳通常以仁義自居）。晉朝則頒佈佔田法，企圖限制各家室擁用土地數額。兩種方案都在企圖脫離士紳的羈絆。可是魏去晉來，兩方都沒有達到重建中央集權體系的目的，當日華北表面的平靜，全靠強而有力的創業之主暫時壓制，始能一時維持原狀，他們一不在位，宮廷裡稍有糾紛，即引起地方上各種無從管制之因素乘機蠢動。皇子之稱王者更將事體擴大，以致武裝衝突綿延各州，歷時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戰無秩序，陣容紛亂，無確切之目標，凡此均顯示社會組織已大規模的全面崩壞。

文化融合無功引起五胡亂華

在這16年的後段，有了所謂蠻夷戎狄的投入，這也需要一段解釋。首先參加的是劉淵，他是漢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於長城之內起事，20天之內即聚眾5萬。劉淵曾任晉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導匈奴人眾。這背景使他容易號召國防線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馬早已編入邊軍之內。其他異民族分子，包括漢人家中佃農和奴工，較劉淵遲12年稱帝的石勒，年輕時即被販為奴。整個遊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於此時。可是綜合起來看，仍是漢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這種制度解體，才引起少數民族參加其中的混戰。若說夷人主動的洶湧而入主中國則與事實相左。

可是少數民族擅長的是騎兵戰術，在內戰時，其影響非不嚴重。當騷擾普遍化時，各處村落組織自衛武力，築塢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黃巾叛變時開始，及至公元4世紀，已構成華北的普通現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邊有設防的村落三百餘，包括“胡、晉”人口十餘萬戶。公元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