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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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的名稱。

可是僅只以上的各項舉止，足以使一個主要的朝代幾至傾覆嗎？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庭分裂？歷史有何憑藉會讓如此一個身份可疑的老婦人，在名義上與實質上，成為當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擁有最多人口的國家的統治者達21年之久？假使武則天真有傳統的標準所指責的狼藉聲名，她如何會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稱讚，有如8世紀末唐朝正規謹慎的首相陸贄，明朝離經叛道的思想家李贄和清朝以札記方式論史的趙翼，都異口同聲地恭維她？

在答覆這些問題之前，我們務必看清儒家傳統之政府，不僅為一種組織，事實上也是一種紀律，所以它不以綿密緊湊的方式構成。在唐朝講，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歸功於它有化幾個世紀的震盪而為寧靜之功效。這計劃付之實施，固然不能將丁田的分配盡如理想上的數目字，但卻在鄉村中產生了好幾百萬戶小自耕農。只是如此這般的安排一經凝聚而固定化，則無法大規模調整。不僅提倡某一階層或某一地域的經濟利益無從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導私人從事這種工作的組織能力。更為難的是，政府面對的問題，很少能有明確的方案。遊牧民族這一問題，無從一刀截斷。水旱諸災也只能等事到臨頭才能籌劃對策。除開水利及開荒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經營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動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無實質。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權後，公文的數量增多。一般說來其內容愈來愈形式化。即在隋時已有所謂“老吏抱犢死”的說法。和西方現代的政府比較，則後者有具有組織的私人利益，與政府平行；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戰，要求政府供給服務，它們也承擔一部分行政費用（可是即在西方這些情事至少也須待到1000年後出現）。唐朝的官僚機構缺乏與之平行的私人組織，它的執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譽自重。經常下端的問題頗為重要，可是總是散亂，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則又經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責。要使這體系生效，只能從上向下加壓力。

唐朝官員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國的工具，無非刑法和人事權。到武后時，從已揭露的案件看來，舞弊與欺詐的情事必已相當普遍。例如河北的官軍不能抵禦契丹的入侵。事後各官員又以通敵罪懲罰民眾，動轍處以死刑，這種種情形需要中樞具有機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預，始能防範。

總而言之，專制政府不出於專制者的選擇。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裝置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層，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

武則天之取得獨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匯合。現在看來，當她替高宗李治下決策的時候，她就已經走到一個不能逆轉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攝政之提議因群臣的反對而作罷。以後她所表現出來的殘忍政策，只反映著她自己一度面臨的險境。儒家基本的教條為本身的剋制，對人的揖讓，可是最後的裁判權出自龍椅，則又倚靠當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當中互相矛盾之處足使超級政治家得有無限的機緣，在進退之間，作攻防的決策。這也是中國政治史的中心主題。在這關頭李世民和武則天具有相同之處：他們都知道如何採取主動，先下手為強。歷史家如果認為他們犧牲家人去完成一種超級的偉業或者是言過其實，可是最低限度看來，唐朝真正創業人——李世民和以母后稱帝的武則天都知道極權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則不能又有任何條件的限制與約束。

武后的革命不能與我們今日所謂的革命相比擬。因為技術能力的限制，武則天並未放棄中國傳統國家的作為。可是她一手經營仍是一種實質改革，其成果見於以後之數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孫以及重要朝臣，使貴族之影響絕跡，要不然他們將已把持朝廷。她縱未改造行政機構，這機構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湧出。她以新代舊，讓一群年輕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經她提拔的新人，日後成熟升遷，還要在下面幾位君主的在位期間顯露鋒芒。迄至武則天御駕歸西之日，她的帝國沒有面臨到任何真實的危機，這樣看來，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開端

當安祿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於它註定的命途之中點，武后也已辭世50年。外表看來唐朝登記戶口數已經自7世紀中期的約300餘萬戶增加至8世紀中期的9，619，254戶。雖說我們不能確定這些數字的實在意義，至少已能斷言，當日唐朝財政的管理和統計的編算都已面臨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貪汙腐化並不是一切問題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