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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地稅之內，而在久歷滄桑之後，地形也有了變化，人民田產分割的買賣因之含糊不清。及至此時，問題已不在產業的主權，而是管業人每年向政府所付費用，稱為田租也好，稱為土地稅也好，超過其他各處納稅人所付遠甚，使很多小自耕農無法支應。朱棣的額外徵收更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
在朱棣最後幾年內，此地區的稅收，已開始累欠。中國人民的欠稅一般有傳染性，很多納稅人看到鄰居不付稅也依著照辦，他們也知道如果欠稅的人多，衙門別無他法，只有將一部豁免，於是無論有力攤付與否，他們都同樣地拖欠。公元1430年蘇州府一府即欠稅達800萬石，是為此地三年應繳的額數。所以朱瞻基登極之日，井沒有繼承到一個舒適的皇位。
安南的問題與長江三角洲欠稅的問題一時俱至，年輕的皇帝不得不採取果斷的行動：他提議從安南撤退，立時使朝廷意見分裂，因為這地區名義上已構成中國之一行省達20年，當然是全帝國之信用和威望所攸關，所以朱瞻基不得不利用本人權勢去堵住主戰派之嘴。當全部撤退付諸實施時，他也赦免了已判死刑的司令官。對付長江三角洲的問題，他則任命周忱為當地巡撫，此人無官僚習氣，而勤於任事，茲後他任巡撫達20年，遠超過朱瞻基的在位期間。他的辦法是將減稅的方案不彰明昭著的施行，因之避免了向時下壓力屈服的窘困。他也經常巡視各鄉村，與農民展開對話，調查收稅納稅之程式，研究拖欠付稅的遠近原因，同時將過程中各項罅隙填實，將零星的錯誤糾正。關於貨幣問題，皇帝接受了戶部尚書的建議，此人即是祖父朱棣囚禁了3年的夏元吉，其建設新闢一些商業稅，所收全用紙幣，以和緩通貨膨脹。朱瞻基井未全部停止鄭和的航行，但減少了舉行的次數，他御宇十年之內只批准了一次。此外，他也延緩了無數的建築事業。
他的政策全站在消極方面，因之不能擴大帝國的威權，也不能增加其聲望。假使沒有采用這些更正的步驟，以後的結局如何殊難斷言，可是從需要撤退和緊縮的程度看來，我們至少可以說，如果環境的開展與事實上的情形稍有差異，朱棣在歷史上的聲名很可能和隋朝的第二個皇帝楊廣等量齊觀。
縉紳成為社會的中堅
當朱瞻基在公元1435年去世時，大明帝國已不復可能由上端隨意地操縱把持。中國的朝代以一種權利的架構築放在一個大規模的社會基礎之上（縱使我們並不把經濟因素介入），所以它不能隨意創造，或隨意的顛覆去適用於短時間的目的，即使根本上的改組也不能避免某種程度的暴力出現。當朱元璋主持國 政時，當日的社會尚在一種遊動狀態，可以由他以勤苦節儉的情 調組織擺佈。他的農村政策，主要仍是地方自治，儘量的避免干涉，所以其精神為簡單節儉。他的文官組織充其量也不過8000人，薪給之低，即依中國的標準看來，也算特殊，因為朱元璋自己以農民而為天子，在他的心目中，官僚之為人民公僕，就必定要照字義上成為公僕。在類似情形之下所有稱為“吏”者，也另成一系統，尚且是官僚組織之下層。多數的吏員系奉召服務，一般不給酬，如果他們有薪給的話，最多亦不過維持家室的食來而已。
這時候每一個村莊沿照朝廷的指示制定它的“鄉約”。又構築“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村民之有善行及劣跡者，其姓名由父老查明公佈。此外，村民因為遺傳、婚姻、財產交割，及毆鬥而發生糾紛者，也由父老在這兩座建築物前評判分解。
每當農曆正月及十月，一年兩次，各地方主貸“鄉飲”，所有的人戶都要參加。在分配飲食之前，有唱禮、演講，宣佈朝廷法令和批評鄉民不守規則行為之各種節目，如果有劣行的鄉民規避被指責的程式，則由全體與會者指摘其為“頑民”，按情節可呈明政府，充軍邊疆。這樣一來，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職責都已經在鄉村中實施兌現，於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內執行他們的任務。在朱元璋的時代，所有官僚除非特准，否則不許下鄉，如有擅自下鄉的，可以以“擾民”論罪，判處死刑。
經過70年之後，以上各種法制規章大致已被時代淘汰而不復生效。文官組織已經一再擴大，其員額超過當日2倍而成長至3倍。一般官僚生活舒適，即使名義上的薪給如舊。他們已有各項半合法的額外收入。當初的14，341殷實的戶口此時已無人提及。他們已被“縉紳”階級替代，西方的學者照英國習俗稱之為gentry。這縉紳階級包括所有文職官員和他們家庭中的成員，並及於監生貢生和捐資納監的人物，他們由政府准予“冠帶榮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