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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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之孫投奔明軍陣內，中國防區將領乘著這機會與俺答媾和，授之以順義王的名號，允許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貼，自此之後，終明代，蒙古人未再為邊防之患。簡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犯，雖說一時局勢緊張，其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國改組。

我們今日看來明朝末季停滯而無生氣，可是當時人的觀感很可以與我們的不同，特別是身兼地方上紳士的官僚，他們習於一切維持原狀，在這種永恆不變的環境之中，個人生活不是沒有令人心悅之地，大凡個人在科舉場中得意即有社會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優秀階級的地位已有了相當的保障。這一時代地產換主的情形經常有之，反映著社會上的流動性依舊存在。大概一家一戶之盛衰與科場之成敗互為表裡。此外不論做清官或貪官，只要像我們現代人物一樣被逼著至死方休地求長進，那麼只要做了幾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雖然不足以過奢侈的生括，至少也可以舒適地享受清閒了。

明代的文藝

這種種條件構成一個注重內思的宇宙，在散文、詩詞和繪畫諸方面表現無遺，在哲理談論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藝術家極少例外，都屬於縉外階層，這批優閒人物逃避了世俗間的繁忙，他們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現著他們自己心境上的靈感。明人所寫小說至今猶為人欣賞，其題材有歷史與社會背景，又及於色情與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說，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統。作者有把握地將人物和事物以極大規模的結構盤托出來，但通常其組織不脫離對稱與均衡，在其衍進之間造成一段大迴圈。即使是現實的描寫，也被籠罩於一原先具有輪廓的宇宙之內。如果還不算，小說家又在每章段之間以韻文和故事穿插，表現出作者的智慧，超過日常生活的疇範。這樣看來，這種小說家的藝術可以與日本之石鋪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學家王陽明。他將佛家頓悟之說施用於中國儒家的思想體系之內。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於自然的傾向，被極氾濫地引用，因之也產生了不少的王學支派，這和王陽明的注重紀律有了很大的區別。

從縉紳官僚階級的立場上講，教養在先，富庶在後。學術上之精到，文質上之選擇和舉止上的合乎大體超過一切。所以利瑪竇（Matteo　Ricci）於公元1583年來到中國時，他讚美這國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學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為人之常情，尤以暴發戶為甚。一個縉紳家庭可能在門前樹立幾樁旗竿，以表示子弟進學中舉以及捐輸為監生的人數，地方上顯赫人物也有在轎前擺佈著一大堆的隨從；修築花園和精製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內外更為講究，這在明末風靡一時；收藏藝術品也成為風尚，古物尤被珍視，有時一塊古硯可以值銀30至40兩，足為農家全年用度。

經濟制度仍難突破

可是所謂資本家在這時代產生的說法並無根據，雖說間有商人成為鉅富，但數目極少。農業商品化也只有間或一見的例子，並且缺乏繼續經營的證據。製造棉布仍是一種家庭工業，婦女紡紗可以補助家庭的收入，在貧困佃農的戶內尤不可少。雖說這與歐洲同時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處，單獨的有這樣的安排卻不足以使社會經濟改觀。總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國經濟有突破的說法，有它基本的弱點在。與當日帶服務性質之事業無從展開的情形相較，這種說法不攻自破。這時候無銀行，無發放信用之機構，保險業始終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貸為主的當鋪倒以千計。此時也沒有適當的法律和法庭組織足以提倡現代型的商業，而促進資本之存積。何況支援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式以私人財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孟子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本書前面也曾提及，明政府自15世紀中以來已無從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當這麼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闕如，現代商業如何能在中國發展？

科技的進展經過宋代之最高峰後，明朝缺乏繼續之進展。從絲綢之紡織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機械設計及處理，似乎都端賴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藥物學因具有實際需要之價值，明人在這兩方面頗有作為。可是無意於節省勞動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識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為停滯的原因。因為中國人既已有了現階段的成就，如果繼續研鑽，似乎不難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數學工具，獲悉宇宙內更奧妙的神秘。

在農業方面，明代特別值得提出之處為菸葉、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陸輸入。後面兩種農作物因其可以栽種於前未耕耘之山地，對於解決食物問題更具有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