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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到達崇禎十六年，距離崇禎朝廷滅亡的時間，只剩下不到一年。
雖說，現在這個時間未必準確，但高歡料想不會差太遠。
這最後一年時間，高歡覺得必須，儘可能的壯大自己的實力。
明朝與以往的朝代相比，有個顯著的特點，便是有兩個都城。
這兩個都城，與以前的朝代還不同，南京並非只是名義上的都城，他在法理上被定性為“留都”，而且除了皇帝不在這裡辦公，北京有的中央機構，南京都有。
在這裡，什麼六部、都察院、翰林院，一個不少，而且編制滿員，官員甚至比北京還多。
不過，要論官員的水平，還有能力，那麼南京的官員卻無法和北京相比。
這是由明朝的政治生態決定的，因為南京的官員，雖然品級高，同樣的位置，甚至比北京的同僚，還多一些殊榮，但是卻是個清閒衙門，基本沒事幹，可以說是奉旨休息，大明官員的養老院。
在這裡的官員，光拿俸祿不幹活，上班就是喝茶，下班就是秦淮河上喝花酒，也沒北京官員伴君如伴虎的危機感。
那麼什麼樣的官員，能夠去南京享受這樣的待遇？
去南京的官員，大概可分為三類，第一種是皇帝看不順眼，能力不行，站著位置不拉屎，可又沒借口辦他，便打發到南京。第二種，則是在北京官場混不下去，政治鬥爭失敗，到南京避風頭。第三種，就是那種中了進士，卻沒有關係，補不到實缺，便被安排來南京。
這三類官員，到來南京之後，能做到事情，大概只有一件，便是混吃等死。
相比之下，在北京的官員，深處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還要處理和應對國家的大事，稍有不慎，站錯隊，事沒辦好，便有丟官落馬，甚至腦袋搬家的危險。
當然，風險與機遇並存，一般人要行賄，找人辦事，自然是去找，在京掌握權力的京官，沒人會傻到去找南京的混子們。
所以，在北京的官員，首先是有錢賺，其次在中央拉幫結派，也便於升遷。
這兩種不同的生態，造成南北兩京，不同的官員群體聚集。
總體而言，南京官場，就是北京淘汰下來的官員的收容站，不過是一群官場失意，又不願意丟了俸祿的官員，混日子的地方。
這導致了南北兩京的官員，在能力上差距很大。
滿清滅亡南明，其實是北京的這夥人投靠滿清後，打敗了南京的混子們。
高歡派遣王獨山來北京，就是希望，在崇禎朝廷崩潰後，能多接受一些，北京的官員，避免他們全部落在滿清的手裡。
雖然，這些官員，節操未必多高，但能力肯定是有的。
眼下以擊退清軍，為第一要務，至於其它，則等以後再說。
高有才現在是北京的紅人，所以接觸起在京大臣十分方便，但是要營救孫傳庭和丁啟睿，還得靠一個人，那邊是周延儒。
此時，在北京城中，周延儒等人，已經感覺到末日將要來臨。
關中的李自成，武昌的張獻忠，都心有靈犀的建號稱帝，預示著一場血雨腥風的到來。
李自成在西安登基，向天下宣稱，“嗟爾明朝，氣數已盡。”
在京的官員，都發自肺腑的表示贊同，認可李自成的話語。
周府，內閣首輔周延儒，坐在書房內，一臉的焦慮。
作為大明首輔，周延儒深知，在建奴和流寇的兩面夾擊之下，北京失陷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屆時，他作為首輔，崇禎朝滅亡，他肯定也不能倖免。
現在北京城內，大多數官員，心裡早就達成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契，許多朝臣都覺得大明氣數將盡，改朝換代是遲早的事情。
數千年來，這樣的事情沒少發生，官員們早就有了應對方略。
這天下是老朱家，還是老李家，對他們而言，只是換身衣服，然後繼續做官，不過是龍椅上換個皇帝而已。
現在朝中官員，不是等著人來該朝換代，便是另有打算。
這讓周延儒很著急，從自身利益出發，他希望崇禎能夠南遷，丟了北京還有南京，而且有江南富庶之地，足以讓大明憑藉長江天險偏安一隅，像東晉、南宋一樣，再折騰幾十年。
而且，遷出北京，丟掉北方的包袱，隔著長江，看闖賊與建奴去爭，豈不愜意。
這樣他還是首輔，去了南京官照做，錢照拿，豈不美哉。
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