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六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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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講完後問我有什麼想法和意見。我對俱樂部繼續聘用我表示感謝。另外還對俱樂部的工作講了三點意見。一是關於這次民意測驗的問題。我說，我對你們的這種作法有看法。搞足球隊與搞企業和其他專案是不一樣的，不能採用搞企業的方法來搞足球隊。這一年的工作你們也應該看到了，一個球隊雖然只有20來個隊員，但管理他們的難度，實在太大了，你鬱總過去也對我說過，你管理一個幾千人的企業很輕鬆，但管這20來個球員的申花隊，怎麼就這麼多事情？我說，五六十年代國家體委球類司司長韓復東，原來在部隊是一個軍的軍長，是賀老總把他從部隊調到國家體委的。1960年他率領中國足球隊訪問緬甸，回來後連說，帶一個20來人的球隊，比帶一個軍都困難。過去，體育比賽中充滿了許多政治因素。足球隊當時是隨中央政府代表團出訪的，因為政治需要，比賽必須0比0打平。按當時我們的實力，贏二三個球沒有問題。好在只要是0比0，不把球射進網內就行了。結果是很順利地打平，完成任務了。回到北京以後，雙方要再打一場，這次情況不一樣了，要求只能1比0贏。當然，做起來還是不太困難，只要打進1個球就可以了。韓領隊認為最困難的，還是球隊的管理。那時的球隊管理比起現在來，不知要好上幾百倍。球員都非常地自覺，訓練和生活上根本用不著教練、領隊像保姆般地去管，要說有什麼問題，也不過是有點嬌驕二氣罷了，絕對沒有出格的，更沒有溜出的事發生。即使這樣，他都覺得運動隊難搞。但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球隊管理非常難，當然管理企業也很難的。但是管理球隊與管理企業是不同的。我對俱樂部去年底搞的民意測驗仍然耿耿於懷。我說，俱樂部怎麼能聽隊員的呢？你們要聽運動員怎麼講怎麼講，就像是各打五十大板，這樣下去教練的威信如何樹起來？

鬱知非馬上對我解釋道，我們只不過是想透過隊員瞭解情況而已，沒有別的意思。這事已經過去了，不談了。

我的第二個意思是，俱樂部、主教練和隊員三者工作之間的關係問題。我說我為此曾特別請教了施拉普那。他告訴我德國足球懼樂部的管理方式，那就是球員對教練員負責，教練員對俱樂部負責。我說，我希望我們今後也能夠參照國外先進俱樂部的管理模式，隊員對我負責，我對你負責。如果有隊員再找到俱樂部去的話，希望你們能夠把他踢到我這裡來。鬱知非回答得也很乾脆：一點沒有問題。

最後，我說了球隊建設的問題。我提議，外援內援的工作要抓緊。內援問題，根據陳副書記和龔副市長的指示，要挑最好的。我說，在你們決定續聘我之前，我已經就內外援的問題做了一些工作。我聯絡黎兵、郝海東和胡志軍等，這些隊員原來都是我國奧隊的隊員，我認為我講話還是管一點用的。但是聯絡後發現，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郝海東是現役軍人，轉會是完全不可能的，當時的部隊還沒有轉會一說。再說解放軍隊就指望著郝海東進球，少了海東根本不行。即使部隊可以轉會，以當時的情況，也是不可能讓他走。胡志軍從廣州轉到上海也挺難，主要是廣州市體委方面有困難，他們不會放人。最有希望的只有黎兵了，他轉會的可能性最大。

黎兵是我從貴州把他招到國奧隊的，現在遼寧隊。前不久黎兵到上海我與他談起過此事，他也有意來上海。何況，黎兵的女朋友當時正在上海體院進修。但是沒有料到後來黎兵去了廣東。

這是我的疏忽了。我原想他女朋友在上海，工作應該好做些。不料他後來去了廣東隊。原來他是要去廣州隊的，太陽神俱樂部的人都到過他家去了。但廣東隊工作做得更徹底，居然在半道把他給截走了。後來在昆明我曾經問起黎兵，你當時不是想到上海來嗎，為什麼又走了？是不是那裡的待遇比上海好？他說不是的，主要是怕外地人在上海與上海人不太好相處。廣州那裡更開放些，與外地人相處可能會好一些。

儘管如此，我想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一些、細一些的話，情況可能會有改變。

內援我就只看中這三個。除此以外，還沒有更合適的。這三個爭取不到，“內援的名額”也就沒有了。

外援方面，瓦洛佳與莎莎的作用在隊裡還是很大的。還有一個外援是瀋陽的莎莎，這個禿頭“老毛子”在瀋陽海獅隊裡是最有威脅的人物。94年我們第一場對瀋陽海獅隊，就被他衝得差點亂了陣腳。鬱知非忙說，那你快想辦法，趕緊去聯絡他，這個隊員我們要了。

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