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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生，尼克松對周恩來的“五條秘密承諾”也成了空頭支票，大大推遲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程序。
而據基辛格回憶說：毛澤東對轟動美國政壇的這一事件，是“根本無法理解‘水門事件’引起的喧囂；他輕蔑地把這整個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過是芝麻大小，而現在卻因此鬧得翻天覆地。反正我們不喜歡就是。’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攻擊一位成績卓著的總統。”而在1976年的元旦，毛澤東在接見尼克松的女兒和女婿朱莉·尼克松和戴維·艾森豪威爾時，仍然稱尼克松為“總統先生”，並說：“我願意叫他為總統先生，誰也管不著。”毛澤東還認為西方政治虛偽的很！就因為兩卷錄音帶就可以讓一位總統下臺，豈不是咄咄怪事！可見毛澤東是喜歡尼克松的。
鄧小平訪美，標誌著中美關係正常化終於實現了。儘管尼克松當年的願望沒有能在自己手中實現，但中國人沒有忘記這位奠基者。鄧小平特別要求卡特總統請尼克松到白宮參加國宴見面，並在宴會的答詞上說：
“我們兩國曾在30年間處於相互隔絕和對立的狀態，現在這種不正常的局面終於過去了。在這個時刻我們特別懷念生前為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開闢道路的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我們也自然想到前總統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國參眾兩院的許多議員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而據當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布熱津斯基回憶說：“宴會席上，尼克松坐在我的旁邊，白宮的服務人員都熱情地和他打招呼，這使我很感動。終席時，這位前總統請同桌的人在一張印有中、英文名的選單上一一簽名留念，說是要帶回家給他的妻子帕特看。”
由此可見，尼克松這次回到白宮赴宴的心情。
此後，尼克松多次訪問中國，幾乎每次都受到鄧小平的接見。
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我們可以看到，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尼克松的時候，高度評價了尼克松1972年訪問中國的“破冰之旅”。他是這樣說的：
“你是在中美關係非常嚴峻的時刻到中國訪問的。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2年，二十三年間，中美關係處於敵對狀態。在你擔任總統的時候，改變了這個狀況。我非常讚賞你的看法，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並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這樣，什麼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用這樣的思想來處理國家關係，沒有戰略勇氣是不行的。所以，你1972年的中國之行，不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動。我知道你是反對共產主義的，而我是共產主義者。我們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在這樣的大問題上，我們都是現實的，尊重對方的，胸襟開闊的。”
□尼克松回憶說：“我在1989年對中國進行的第6次訪問可能是在我17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來最敏感、最有爭論的訪問。這一次，幾乎我的所有親密的朋友都極力勸我不要去。”但是他仍然堅持來到中國。
從1979年1月29日鄧小平和尼克松第一次在白宮見面，到1989年10月31日尼克松第6次訪問中國也是最後一次同鄧小平會面，尼克松和鄧小平的交往成了鄧小平外交生涯中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動。這不僅表現在他們相互間的友誼是深厚的，同時也表現在他們的交往是在求同存異之中與時俱進的。
1989年10月31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這時正是中美關係處於非常嚴峻的時刻。因為春夏之交中國政府果斷採取了措施，平息了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政治風波，卻招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無理指責，並制裁中國。中美關係面臨困境。尼克松在這個時候訪問中國，他既不是總統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員，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來到中國的。
鄧小平會見了他。一見面，尼克松就說：“我來中國很多次了，每次都受到你們的款待和歡迎。”
鄧小平說：“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我們讚賞和關注。”
接著，尼克松說到目前的中美關係所面臨的嚴峻考驗，希望努力改變這種局面。
1990年，尼克松新出版的回憶錄《角鬥場上》一開卷，他不僅回顧了1972年訪華會見毛澤東、周恩來的往事———無疑他已經把開啟中美關係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