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世界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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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景德鎮陶瓷廠等作一次考察訪問，並特別叮囑有關部門要注意他的安全問題，絕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給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單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這就涉及到鄧小平的安全問題。當時，“林彪集團”雖然已經倒臺，但是“四人幫”還在臺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還十分活躍，極“左”思潮還在泛濫。再加上鄧小平還沒有正式宣佈平反覆出，頭上還戴著一頂“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帽子。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採取一些特別措施，就難保不出意外。周恩來之所以挑選老革命根據地，是考慮到那裡的人民對老紅軍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幫”的勢力相對薄弱一些。可能是從安全保衛的角度上考慮，鄧小平要到一個地方，就事先通知當地政府說是將有“東南亞外賓”前去訪問。但究竟是誰“發明”了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稱號的，現在或許已經無從查考了。然而這個稱號，在那個極“左”動亂的歲月裡，對於鄧小平在江西老區的考察和這次回京的安全保衛工作，無疑是起了作用的。

據史愛國先生在《初訪井岡》一文中介紹說：

在楓樹坪，三灣的群眾驚訝地看著正在參觀的“東南亞外賓”。這位“外賓”身穿灰色中山裝，腳穿一雙舊黑皮鞋，身材不高，卻很精神，偶爾流露出四川口音。他們越看越面熟。

“鄧小平來三灣了！”

“昨天通知要來參觀的‘東南亞外賓’，原來就是鄧小平。”

人們奔走相告，從家中，從地頭，自發地聚集到三灣招待所的大門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視著幾年來銷聲匿跡的鄧小平。

鄧小平這次回京，是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具體指揮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車直接把鄧小平一家從南昌送到鷹潭，再換乘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車的。汪東興要求務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衛工作，確保鄧小平及其家人的絕對安全。

周恩來的病是在1972年5月12日發現的。數天後，經京、津、滬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專家和病理專家討論匯總，5月18日，確診周恩來患了膀胱癌。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1月11日，保健醫生卞志強、張佐良寫報告給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詳細彙報了自5月份以來周恩來心臟病發展情況，並列出血壓、脈搏、心電圖和便血等檢查資料，報告說：經過組織專家會診，一致認為“恩來同志的心臟病發展是比較重的”，“要及時嚴重注意”。報告建議周恩來“宜特別注意休息，增加睡眠，採取減輕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辦法”。葉劍英等閱後均同意報告所提意見，強調對周恩來的健康應加以保護。毛澤東閱後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鞠躬盡瘁的周恩來總理，深知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深知責任在肩，任重道遠，繼續堅守崗位，工作量絲毫沒有減少。半年後的1973年1月13日清早6時許，周恩來在批閱了大量檔案後，去衛生間洗漱，在解小便時，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血尿，病情突然惡化。醫療組立即向黨中央寫了“病情報告”。但此時已經75歲高齡的周恩來仍然不懈地堅持工作。同時他想到了接班人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因為他清楚毛澤東此時也已身患重病，因此，想方設法加快鄧小平復出的步伐是當務之急。

1973年2月21日，鄧小平靜悄悄地回到了北京。周恩來就連續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儘管毛澤東對鄧小平問題早在數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裡充滿了鬥爭。為此，周恩來在3月9日，特地為鄧小平復出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彙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情況，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髮到縣、團級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並告：現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在毛澤東批示“同意”後，周恩來立即指示汪東興，將中央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檔案及其附件送達鄧小平本人，閱後對有關內容提出意見。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辦完這一切，周恩來才放心地向毛澤東請假兩週，去玉泉山治療。兩週之後，周恩來回到中南海西花廳，第一件事就是辦理鄧小平正式復出的事。3月28日，他在時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先念的陪同下，與鄧小平見了面。這是兩人在“文革”動亂衝擊後的第一次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