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世界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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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1985年和1989年在北京。我每次離開北京時，他那永往直前的堅強決心和絕對的自信都給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對他的印象都由於他領導的國家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而進一步加強。”

1982年的會見是在9月8日這天舉行的。鄧小平再次對10年前尼克松為開啟中美關係大門所做的貢獻表示了讚賞。同時，鄧小平也非常直率對尼克松說：“你是為了美國的利益到中國來的。”但是，“反過來中國同美國改善和加強關係，也是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的。”

這次會見時，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在北京召開（9月1日至11日），而此前的8月17日，中國政府與美國的里根政府剛剛發表了“八·一七公報”。鄧小平和尼克松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鄧小平冷靜地說：“當然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在這個問題上，要看今後美國政府的實際行動。”他指出，發展中美兩國關係還有很多障礙，但最大的障礙就是向臺灣出售武器問題和更具有長期影響的《與臺灣關係法》。

鄧小平說：“中美關係還有漏洞。”如果要堵住漏洞，就應該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真正從全球戰略出發，發展中美戰略關係，而不只是在臺灣問題上。領域寬得很。鄧小平告訴尼克松，正在進行的“十二大”肯定了中美關係。但他同時也說：“問題是還要走著看。”

尼克松離開白宮後，潛心著述，並一直是他的繼任者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諮詢顧問之一。尼克松先後出版了10本著作，主要是：《六次危機》（1962年）、《尼克松回憶錄》（1978年）、《真正的戰爭》（1980年）、《領袖們》（1982年）、《真正的和平》（1984年）、《越戰不能重演》（1985年）、《1999：不戰而勝》（1988年）和回憶錄《角鬥場上》（1990年）、《超越和平》（1993年）。這些作品都已在中國翻譯出版。

尼克松在自己的回憶錄《1999：不戰而勝》這本書中，稱讚鄧小平是“20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說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鄧小平的設計指導下實觀的。”他高度評價中國在經濟、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認為這應歸功於鄧小平。

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鄧小平的設計指導下實現的，這次革命使中國擺脫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教條。鄧小平過去和現在都是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者，他在中國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長征途中，一直同毛澤東和周恩來站在一起。他為1949年建立新中國及鞏固新政權所做的貢獻使他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一個值得信賴的部下，但是，他對毛澤東搞的“大躍進”感到苦惱。他在60年代第一次試圖提出改革建議，但卻引起了極端的毛主義者對他的猜疑。1967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1973年，又重新成為周恩來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經濟現代化邁出的謹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澤東的阻撓。1975年，鄧小平和即將去世的周恩來開始繼續致力於四個現代化建設，造成了中國現在的指導方針。很快，激進派又反掌一擊，再次使鄧小平下臺，留下週恩來一人在權力的邊緣渡過了他最後幾個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國家建設者們戰勝了狂熱勢力，粉碎了“四人幫”，兩次下臺的鄧小平又成了中國的“最高領袖”。

他還在回憶錄裡這樣寫到：“我從1976年到1985年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的四次訪問中，我見到這個國家從世界上最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國家之一發展成為世界上在擺脫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桎梏方面最進步的共產黨國家之一。拿破崙曾經把中國叫做‘睡的巨人’。今天，中國已經成為覺醒的巨人，它永遠拋棄了它在60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個主要的地緣政治力量中心。”

自從1972年尼克松主動開啟了關閉23年之久的中美關係的大門之後，尼克松以他從全球戰略角度分析國際問題的能力，成為美國戰後最擅長於外交事務的總統。尼克松10年的中國之行（1979－1989），目睹了中國在全球戰略和國際關係的重要地位和改革開放給中國所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他更加敬重鄧小平。

正如尼克松對鄧小平說的：“你們深信你們的制度，我們同樣深信我們的制度。把我們聯絡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這或許正是對中美關係最明智最客觀最科學的概括。其實世界不就是如此麼？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過：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由此，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