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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了，而鄧曾為這種指責極力辯護。1986年9月2日，他說，今天，中蘇關係存在三大障礙：越軍侵略柬埔寨、蘇軍侵略阿富汗、51個師（46萬人）和SS－20導彈駐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界。“如果戈爾巴喬夫走出認真的一步，”82歲的鄧說，“清除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特別是迫使越南結束對柬埔寨的侵略，我將準備同他見面……”
□“我早就完成了去外國的歷史使命，當時我已決定不再離開中國。如果中蘇關係上的障礙掃除了，我準備收回我的決定，在蘇聯領土上會見戈爾巴喬夫。我相信，這次會見對改善中蘇關係、對中蘇兩國合作的正常化具有重要意義。”
烏利·弗蘭茨文中提到的赫魯曉夫把手搭在劉少奇和鄧小平肩膀上讓記者照相，這確實如此。感謝攝影記者給我們留下了這一珍貴的瞬間。這張照片已作為本文的一個插圖，供大家欣賞。
蘇共中央公開信發表以後，蘇方又發表了大量的反華文章。為此，中共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陸續發表了9篇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簡稱“九評”），雙方再次進行了一場空前規模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此後，中蘇兩黨的關係緊張，直到1966年3月，兩黨關係正式中斷。1969年，兩國又爆發了嚴重的武裝衝突。這樣，中蘇兩個大國就從結盟走向了全面對抗。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重新改善關係，並在1989年實現了兩國關係的正常化。此時鄧小平已經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蘇聯已是戈爾巴喬夫時代。
20多年後，鄧小平回憶這場中蘇論戰和分歧時說：“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20多年來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一個黨評論外國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大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不能互相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他們對我們也應該如此，允許我們犯錯誤，有了錯誤以後，由我們自己來糾正。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
鄧小平還坦誠地說：“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並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這些外國同志也說：正確的並不都是他們。這是過去爭論的一個方面，意識形態分歧的方面。這方面問題的關鍵，在於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則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於面對世界形勢日新月異的發展，用新的思想、觀點去認識，繼承、發揚馬列主義。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麼，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
但鄧小平也指出：“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了屈辱。”
鄧小平總結中蘇論戰的教訓時說：“馬克思去世後100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他指出：“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革命成功後，各國必須根據自己的條件建設社會主義。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
鄧小平的話是一個政治家對歷史經驗的總結。這一經驗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在處理國與國和黨與黨之間的關係方面，提出和堅持的一系列正確的思想和理論，是有著密切關係的。鄧小平善於從歷史中總結並且吸取教訓，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把現實問題看得準確而且處理得準確，這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風範。
因此，從某種角度來說，鄧小平與赫魯曉夫的交鋒和較量，為鄧小平更加成熟地走進國際舞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以後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在接見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時的精彩談話以及後來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赫魯曉夫無疑成了鄧小平的一個“反面教材”。
“我們要積極向前看”
———鄧小平和日本天皇
記憶可以塵封，而歷史不會；時空離我們再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