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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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她出去活動活動，看看戲嘛，度過這段‘困難時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時間呢。”周恩來贊同地點點頭。

作為身邊工作人員，我的體會，總理在這方面確實是盡了最大的努力。有時為了能陪陪鄧穎超，甚至犧牲已經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時間。

有幾個星期六，周恩來陪鄧穎超去看戲，看過梅蘭芳的，看過馬連良的。

記得有幾次節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時響起掌聲。周恩來在鼓掌時，總要看看腕上的表。戲正演到高潮時，他忽然對我吩咐：“到點了，我們走吧。”

我依依不捨地朝舞臺上投去最後的一瞥，只好跟隨總理提前退場。

開始我以為總理是因為工作多，忙不開，所以提前退場。而且，事實上他也確實忙不開。每次看戲之後，他的睡眠時間肯定又要減少。

不過，有一次他沒有什麼急待辦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場了，我便忍不住問了一句：“總理，今天又不忙，這麼精彩的節目為啥不看完呢？”

周恩來說：“你們大姐身體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時作息，按時服藥睡覺。”

那段期間，周恩來真是從各方面關心鄧穎超。有時應該在樓上接待客人，他也關照我們改在樓下，說：“今天大姐也參加，就在樓下見客吧，省得讓她爬樓了。”

每天晚上10點，他一定要關心地問鄧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後自己才回到辦公室開始工作。在周恩來這樣的關懷體貼下，鄧穎超終於度過了這段“困難時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復了健康。

1962年，鄧穎超因為患子宮囊腫，住北京醫院動手術。總理那麼忙，每天仍要抽空去醫院探視。現在看一些電影，導演表現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時，總愛重重地來一筆，如何妻兒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實大可不必一味作這種文章。誰能忙得像總理那樣睡覺都得見縫插針，一年難得兩次睡夠5個小時，一生難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們工作人員強迫叫醒，甚至吃飯多數都是在運動中進行：就是這樣忙，他也要千方百計抽一點時間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實在陷於會議中脫不開身時，也要去打個電話問候一聲。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義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動的是，鄧大姐出院那天，細心入微的總理擔心門口那個臺階高，怕大姐術後身體虛弱，上臺階出意外，影響刀口癒合，和我們商量：“能不能麻煩你們抬一下大姐？”

我們深受感動，忙準備了一把藤椅，當大姐在門前下車後，就讓她坐藤椅上，抬她過臺階。她說：“不用，我自己慢慢來。”大家說：“不行，你刀口還沒長好。這是總理再三關心囑咐的。”

當我們抬大姐過臺階時，她眼圈溼了。這既是對大家同志情誼的感激，更是為丈夫的細心關懷所感動。

感情從來是相互的。周恩來對鄧穎超的理解、關心、體貼、照顧，換來的是鄧穎超加倍地關心、體貼、照料丈夫的情誼。家裡的事，鄧穎超儘量處理好，不叫總理有一點分心。她既不干擾總理的工作，又時時操心著他的身體。條件允許時，總理可以在家吃頓安穩飯時，她一定要和醫生、炊事員一道商量食譜，從營養到口味都要考慮到。

可以這麼說，我們值班秘書和衛士，天天都要接到鄧穎超的電鈴、電話及至派人來囑咐，關心總理吃飯了沒有？起來活動一下沒有？睡覺了沒有？甚至關心到“上廁所了沒有？你們該提醒他上一下廁所了。”

有多少次我們圍在總理身邊緊張地彙報、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時，看到鄧大姐在辦公室門口悄悄而焦心地閃過來，晃過去，心疼地朝屋裡張望……

唉，總理屬於全國人民，她不敢“自私”；但總理在她心中，她無法不心疼。這種複雜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親眼目睹才會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體會。

總理被癌症纏身住院後，鄧穎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將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寫到。

我這裡只講一條。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全場哭成一片。我看到鄧大姐一直咬著牙不敢放鬆，怕哭出聲。

有聲無淚是號哭；有聲有淚是噔哭；有淚無聲是痛哭。我們的鄧大姐從始至終淚流不斷，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從心裡絞出來的淚。當她捧起總理的骨灰時，我看到她的手顫抖得厲害，身體連晃幾次。內心巨大的傷痛使她暈眩了，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才重新站穩，沒有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