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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老紅軍，又是1940年就來到周恩來身邊，常能見到毛澤東，我是親自感受了戰爭年代毛澤東那驚世駭俗的膽量氣魄。他的“大踏步地前進，大踏步地後退”，不怕打爛罈罈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聖地延安，就是這樣的運動戰改變了敵我力量對比，取得了戰勝國民黨的勝利。然而，在和平建設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進，搞起“大躍進”，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階段，不顧規律，接著又大踏步後退，歷經“三年困難”，解散食堂，“隊為基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剛喘上氣，形勢好起來，又大踏步前進，甚至決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畢生都在冒險去探索美好的未來，他為了防止修正主義，消除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進，為了破除舊文化的影響，不惜否定親手建立的共產黨親手締造的共和國，結果混亂3年，隨著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後撤”……
無論大踏步地前進還是大踏步地撤退，都會由此產生出一系列複雜、尖銳、有時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來謹慎細緻，穩妥紮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地加以解決的。
這方面例項還需要我列舉嗎？那大量的回憶錄和文章，都有這方面內容，可以說舉不勝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僅是在舵手、導師毛澤東的可歌可泣，輝煌而又悲壯的領導下，而且也時時受到周恩來必要的有節制的領導的影響。從“反冒進”到“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從“向知識分子鞠躬”到“保護老幹部”，從解決“9。13事件”到支援鄧小平第二次出山，從維持政府機構正常運轉到四屆人大上呼籲“四個現代化”……
當然，其他領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響著各項政策的形成。
比較起這種節制、中和、緩衝來講，周恩來更多更主要的，還是與毛澤東密切配合，開拓前進，奪取一個又一個偉大的勝利。
美國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C·戴維曾經這樣著文：“如果說毛澤東是永恆的革命英雄，劉少奇是黨務機構的專家，那麼，周恩來則被證明是中國處理公共關係最好的人。他總是能夠容納不同意見並找到解決辦法。”
又說，“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儘管沒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領域內的戰略戰術上的貢獻更多……然而，在執行政策階段，他總是一貫地、透過自己的行政管理許可權做出自己最大的貢獻。”
還說，“周恩來能夠在不失去對毛澤東忠誠的前提下，在進行政策鬥爭的同時實行他的‘總計劃’。”
這些評論雖然遠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實。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實行兵諫，拘捕蔣介石後，毛澤東作出和平解決的重大決策，以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正是在中國現代交上這一最危急最關鍵時刻，周恩來作為有條件釋放蔣介石的調解人，來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澤東的設想，擺脫了重大的民族災難，對中國共產黨和整個國家作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國的極端敵視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的決策，毛澤東親赴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
蘇聯方面不懂什麼是“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疑惑地來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不慌不忙解釋：好看的麼，就是籤一個讓人看的條約；好吃的呢，就是要點東西要點錢，回去恢復國民經濟用。
前面寫過。具體談判起來。毛澤東談不清也不耐煩談，還是請周恩來到莫斯科，才訂了一個“好看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爭到了“好吃的”6000萬美元貸款。
毫無疑問，毛澤東更能高瞻遠矚。但他不耐煩管具體，不善於處理具體，甚至也不懂某些具體技術問題，他只能靠周恩來。他們的這種區別即便不上談判桌，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也都能強烈感受到。
我跟隨周恩來初到莫斯科時，單獨住在一個小別墅裡。剛住一天，毛澤東就親自打來電話，說：“你叫恩來到我這裡。”
沒等我回答，他又說：“叫他就住我這裡了，不要另住一套。”
於是，我跟周恩來一同住進毛澤東的別墅裡。那座小別墅在莫斯科郊外，穿過樹林子，經兩道警衛。很森嚴。跟隨周恩來到莫斯科的伍修權、賴亞力等同志不住這裡，我每天透過電話與他們聯絡。總理單獨住時，毛主席那邊來的電話多；住進毛主席的別墅，伍修權那邊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