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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談判對手。這麼長時間的觀察，我認為國民黨找不出像周這樣精明，這樣學識淵博，這麼堅韌強硬的人來。”
當天下午，周恩來在梅園新村舉行了告別性的記者招待會；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報》總編輯曹仲英和採訪部主任浦熙修的訪問。
周恩來回答記者提問時，講過“有朝一日國民黨打不下去了，極可能提出再談判。但那時形勢變了，談判的形式和內容也將變，將不同於過去了。”“政治協商的物件和聯合政府的組織形式與內容，也必然將有所變化。”
這種公開場合上講的含蓄的話，我一下子還不可能全部理解。
飛返延安的前一天，撤離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後，我去向周恩來報告。
他坐在辦公室裡，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著額頭。這些天他晝夜工作，六七十個小時，其間只是偶爾這樣坐著打個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樹英，”周恩來頭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嗎？”
“沒有。東西和檔案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沒問題。”我小聲說，“周副主席，你就睡一會兒吧。”
周恩來緩緩放下手，望住我；眼裡網了紅絲，卻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談判破裂，全面內戰開始。”周恩來問：“小何，說說你對形勢是怎麼看的？”
“有毛主席領導，我們肯定可以打敗蔣該死！”
周恩來輕輕點頭，帶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敗後，1931年我離開上海，那時心裡一片茫然，不知何時才能回來？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則半年，多則一年，戰場上就會有個分曉。”
我用力點頭：“他是找死！”
周恩來笑了：“見分曉，還不等於消滅他。我估計，徹底消滅他還要三到五年。不過，他的失敗是肯定的。”這時，周恩來的神情起了變化；凝重莊嚴，又含了一絲譏嘲：“蔣介石看錯了形勢喲！這一錯，歷史就變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國。他這一打，就沒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幾乎每個記者都問過的問題：“以後還會談判嗎？”
“會談判。”周思來肯定地說，神色變得冷峻，“但那時的談判同現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們一讓再讓，而是要求他們照我們的條件辦。一切反動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協商的物件不會再有他們，聯合政府也不會有他們，他們將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物件！”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們跟隨周恩來，乘美軍專機飛返延安。兩年後，蔣介石發表求和宣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再不是我們一讓再讓，而是要求他們照我們的條件辦。其中，第八項條件是：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受南京國民黨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
全面內戰開始，不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這才是通常人們所講的“兩種命運”的大決戰。而我們共產黨所爭取的“兩種命運”又不同。首先爭取的第一種“命運”是“大家民主建國”。歷史證明走不通。於是有了第二種命運，就是建立起以中國共產黨為首，聯合其他民主黨派，對反動派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說，這是歷史的選擇。
當張治中將軍率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到達北京，周恩來設宴招待他們時，看到國民黨代表一個個心事重重，沮喪尷尬的樣子，我耳畔便又響起了周恩來的聲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國。他這一打，就沒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說，必然導致人民民主專政。
這才是真正英明的預見預言。絕非欺人欺世的佔龜卜勢，也非聳人聽聞的特異功能，甚至也不同於“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地球最終要毀滅”這類有著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雖然正確但充滿理性的遙遠而末得證實的預見預言。周恩來的預見預言是真正閃爍著偉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說幾句“預見預言”，哪怕是為了表達某種信念或詛咒。比如撤離南京時，多數人都鄭重講過：“我們一定還會回來的！”電影裡也是這樣演的，但是沒有誰像周恩來那樣具體、細緻、準確地預見其過程和結果。
周恩來的預見預言是建立在淵博的學識、豐富的閱歷，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實之後，透過科學智慧的分析判斷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文章，預言：“太平洋戰爭將是長期的。初期還會有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