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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按照契約正在杜爾班一個著名的歐洲人的家裡做工。那個主人因為對他發了脾氣,不能自制,狠狠地打了巴拉宋達朗一頓,打掉了他的兩個門牙。
我把他送到一個醫生那裡——那時還只能找到白種人醫生。我要醫生開一張證書,說明巴拉宋達朗受傷的性質。我拿到證書以後,便帶著受傷的人直接去找縣長,遞交了他的起訴書。縣長讀完起訴書,極為憤慨,立即發出傳票傳訊僱主。
我當時的願望遠不是要使僱主受罰,我只是要他開釋巴拉宋達朗罷了。我讀過有關契約勞工的法律。如果有一個普通傭人不言不語就擅離職守,他的主人可以在民事法庭上告他。對於契約工人,情況完全兩樣。要是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他就會被告到刑事法庭上去,並被判服刑。威廉·漢特爾爵士所以叫契約工人制幾乎和奴隸制一樣壞,就是這個緣故。象奴隸一樣,契約工人也是主人的財產。
當時只有兩個辦法可以解救巴拉宋達朗:要求契約工人的保護人取消契約將他轉讓給別人,或者是要求巴拉宋達朗的僱主釋放他。我拜訪了他的僱主,對他說:“我不願意控告你使你受罰。你毒打了那個人,我想你是明白的。如果你同意將契約轉讓給別人,我就心滿意足了。”這一點他立刻就接受了。然後我又去找保護人,他也同意了,條件是,要我去找一個新的僱主。
於是我便到處去找僱主。他必須是一個歐洲人,因為印度人不能僱用契約工人。當時我所認識的歐洲人很少,我去找其中的一個。他很慷慨地答應收留巴拉宋達朗。我感謝了他的好意。縣長宣判了巴拉宋達朗的僱主,責成他將契約轉讓給別人。
巴拉宋達朗的案子傳到了每一個契約工人的耳朵裡,而我則被認為是他們的朋友。我對於這種關係,極感高興。契約工人經常不斷地開始源源湧向我的事務所,而我則獲得了絕好的機會去了解他們的歡樂和悲愁。
巴拉宋達朗的案子所引起的反應,連遠至馬德拉斯的地方也聽到了。從這個省份各地來到納塔耳從事契約勞動的工人則從他們的契約弟兄們那裡,聽到了這個案件。
這件案子本身原沒有什麼新奇之處,然而納塔耳有人照顧他們的利益並且公開為他們工作的這一事實,使契約工人感到又驚又喜,並且使他們感到鼓舞,充滿了希望。
我已說過,巴拉宋達朗初次進入我的事務所時,手裡拿著頭巾。那種景象有一種特殊的傷感,這也表現了我們所受的屈辱。我已經敘述過我被要求摘下頭巾時的情景。每一個契約工人和印度生客,當他訪問歐洲人的時候,都被一種強制的習慣所迫而摘下他的頭飾,不管頭飾是帽子、頭巾或纏在頭上的披肩。以雙手致敬的做法還嫌不足。巴拉宋達朗以為對我也應該遵循這種做法。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經歷。我感到屈辱,要他纏起他的頭巾。他照我所吩咐的做了,雖然還有點遲疑,但是我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的歡喜之情。
當自己的同胞受到侮辱的時候,竟然有人自以為光榮,這對我來說,一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第二十一章 三英鎊人頭稅
巴拉宋達朗的事情使我得以和印度契約工人有所接觸。然而,促使我就他們的情況進行深入研究的,卻是對那種企圖置他們於特別苛重的捐稅之下的鬥爭。
就在這一年,即1894年,納塔耳政府打算對印度契約工人徵收年稅25英鎊。這項建議使我震驚。我把這件事提交大會討論,大會立即決定組織必要的反抗。
首先,讓我把這種捐稅的起因簡要地談一談。
大約在1860年,納塔耳的歐洲人發現這裡大有種植甘蔗的發展餘地,但是缺少勞工。因為納塔耳的朱魯人不適宜於這種形式的工作,如果沒有外來的勞工,要想種植甘蔗和製糖,是不可能的。因此,納塔耳政府便和印度政府通訊,取得後者的同意來招募印度勞工。招募的辦法是簽訂在納塔耳做工五年的契約,期滿後工人可以自由定居在那裡,並有充分的權利購買土地。這是對他們的誘餌,因為當時那些白種人正盼望著印度工人的技術在契約期滿之後留下來改進他們的農業。
然而印度人卻提供了比人們期望於他們的更多的東西。他們種植了大量的蔬菜。他們帶來了大批的印度品種,並設法種植,使當地的品種更加便宜。他們還傳播了芒果。他們的企業並不限於農作。他們進入了商界。他們買地造房,有很多人從勞工的地位升為土地和房產所有者。印度國內的商人隨之而來,並定居下來經商。已故阿布巴卡·阿穆德賽就是他們當中的第一號人物;他很快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