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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在《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題為《去雁》，是他在這年五月寫給成仿吾、何畏兩人的。信末說他自廣州赴上海，經過香港時、一個英國人帶著兩個中國人上船“查關”，翻箱倒篋，並隨意打罵旅客，有一個又向他索賄五塊錢等事。《創造月刊》，創造社主辦的文藝刊物，郁達夫、成仿吾等編輯，一九二六年三月創刊於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園 孫伏園，參看本卷第383頁注〔5〕。
〔4〕蔣徑三（1899—1936） 浙江臨海人，當時任中山大學圖書館館員、歷史語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陸報》 美國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創辦的英文日報。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國人接辦，三十年代初由中國人接辦。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學者” 指顧頡剛等。參看《華蓋集續編·海上通訊》。
〔7〕關於鬍鬚的形狀，參看《墳·說鬍鬚》。下文說的關於鬍鬚顏色的警告，指當時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發表的屍一《魯迅先生在茶樓上》一文，其中說：“把他的鬍子研究起來，我的結論是，他會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於有人希望或恐怕它變成‘紅鬍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屍一，即梁式，廣東臺山人。當時是廣州《國民新聞》副刊《新時代》的編輯，後墮落為漢奸文人。
〔8〕苗瑤 我國兩個少數民族。他們在古代由長江流域發展至黃河流域，居住於中國中部；後來經過長期的民族鬥爭，逐漸被迫轉移至西南、中南一帶山區。
革命文學〔1〕
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裡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義大利的唐南遮〔2〕，德國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納茲〔4〕，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5〕，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於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於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6〕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這文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面，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後面無我軍，終於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9〕，是隻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為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寧〔10〕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里〔11〕，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寧和梭波里終於不是革命文學家。為什麼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眾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譯鄧南遮，義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擁護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又狂熱地擁護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受到法西斯主義黨的推崇。其創作傾向主要是唯美主義，著有劇本《琪珴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