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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人宣佈終止罷課。雖說學校請來機動隊衝破防柵，但原則上罷課仍在持續當中。而且在罷課決議時他們還曾經大放厥詞，把反對（或是表示懷疑）罷課的學生罵得狗血淋頭，或是群起圍剿。為此我去找過他們，問他們何以不繼續罷課，反倒上起課來了，他們也答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們當然答不出來，因為他們其實是害怕缺課太多的話會被當掉。這班人居然也來高呼大學解體，簡直太滑稽了。這班下流的傢伙本就是依風向來決定音量大小的。
我在心中對木漉說，喂！這世界真是太可怕了。這班人拿了大學學位之後，便到社會上去拼命地製造更下流的社會。
我決定這一段日子上課點名時不出聲答應。我當然知道這麼做沒有什麼意義，但若是不這麼做，我心裡就不痛快。不過也因此，我在班上的立場更形孤立。當點了名我卻默不作聲時，教室裡瀰漫著一股有意搗蛋的氣氛。沒有人和我說話，我也不向任同人開口。
九月的第二個禮拜，我終於理出了一個結論我覺得大學教育毫無意義可言。我決定把它當作一個忍耐寂寥的訓練時期，因為即使我現在放棄學業，到社會上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我每天到學校去上課，作筆記，空下來的時間就在圖書館裡讀書或是查資料，如此而已。
九月的第二個禮拜。“突擊隊”仍舊沒有回來。這不只是罕事一樁，真可說是驚天動地的了。因為他的學校已經開始上課，而且“突擊隊”可從來不曾翹過課。
他的桌子和收音機上已悄悄地積了一層灰塵。而架子上，塑膠杯、牙刷、茶罐、殺蟲劑等等則仍安然地並排著。
“突擊隊”不在的時候，由我負責清掃房間。這一年半以來，清掃房間已經成為我的習慣，只要“突擊隊”不在，我便只得負責維持整潔。我每天掃地，每三天擦一次窗子，每個禮拜曬一次棉被。然後就等著“突擊隊”回來誇我：“渡……邊，怎麼搞的？怎麼這麼幹淨呀？”。
然而他仍舊沒有回來。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去，他的行李居然統統不見了。房門上的名牌也被拿掉了，只剩下我的。我於是到舍監那兒去問他究竟是怎麼了。
“他退宿了。”舍監說。“你就暫時一個人住吧！”
我問舍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卻什麼也不肯說。他正是那種俗物，那種什麼也不肯說，只認定能獨力統管事物是天下至樂的俗物。
房間的牆壁上依舊貼著冰山的照片，但不久之後我便將它撕下，換上吉姆。摩裡遜和麥爾斯。狄維絲的照片。房間是愈來愈有我的風格了。後來我又用我打工賺的錢買了一座音響。一到夜裡，就邊喝酒邊聽音樂。雖然偶而會想起“突擊隊”，不過獨居的日子也著實不壞。
星期一十點到十一點半有一堂“戲劇史第二部”，講的是關於由裡皮底斯（譯註：古希臘悲劇詩人）。下課以後，我總是走到離學校十分鐘腳程的一家小小的餐廳去吃肉卷和沙拉。那家小小餐廳和嘈雜的大馬路有一段距離，價格也高於一般的學生餐廳，但氣氛優靜，香菇肉卷也相當可口。店主是一對沉默寡言的夫婦，另外還有一個打工的女孩。當我獨自坐在窗邊的座位進餐時，有四個學生走了進來。兩男兩女，穿著都十分乾淨、素。他們在靠近入口處坐下，望著選單，商量了好一陣子，最後才由一個人彙整，轉告那個打工的女孩。
這時候，我發現有個女孩常有意無意地盯著我看。這女孩剪得一頭極短的短髮，戴著一副墨色的太陽眼鏡，穿著一套白色的迷你棉質洋裝。我因為不記得自己曾見過她，便自顧自地吃著，但隨即她卻站起身走向我。然後便一手支在桌子上，喊我的名字。
“你姓渡邊吧？”
我抬起頭，再一次端詳她的臉，但不管怎麼看，就是不覺得眼熟。她看上去相當顯眼，倘若見過，按理說是會認得才對。再說學校裡喊得出我名字的人也並不多。
“我能不能坐一下，還是待會兒有人會來？”
我雖有些不解，但仍然搖頭示意。“沒有人來。請坐吧！”
於是她便大剌剌地拉出椅子，在我的對面坐下，從太陽眼鏡後面直盯著我，然後又將視線轉向我的盤子。
“看起來很好吃嘛！”
“好吃呀！這是香菇肉卷和豌豆沙拉。”
“嗯！”她說。“下次我也要點這個。今天已經點了別的了。”
“你點了什麼？”
“通心粉。”
“通心粉也不錯。”我說。“對了，我是不是曾在哪兒見過你呀？我倒是怎麼也想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