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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希特勒不常在辦公室”，弗蘭克回憶說。他的工作方法是毫無系統的。他可能“像一陣風似的進來”，但還沒有坐下，“又像一陣風似的出去了”。若被堵在辦公室裡，他會倉促地把事辦完，然後便會“來上一小時的長篇大論”。
他喜歡在樓下的小餐室的角落裡消磨他的時間。那裡有張“元首”臺，上邊掛著一幅狄特里希·埃卡特的照片。不久這也乏味了。在“褐色大廈”裡坐辦公室的生活對他是不適合的。他的慾望是動，是為自己和為黨取得人民的支援，或與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支援他的人們進行高階談話。1931年希特勒所面臨的問題確實是艱鉅的。這些問題大都是由於黨的隊伍迅速擴大所致。黨的發展，使黨的官僚機構的每個部門也膨脹起來。其結果是，各部門互相摩擦，互相妒嫉。
最頭痛的是黨衛軍，因為許多黨衛軍的成員對希特勒要守法之說不以為然。他們常將暴力傳統引為自豪，不明白為什麼要對慕尼黑的文官俯首貼耳。這些人都是理想主義者，許多人心裡想的是社會主義，與他們的共產黨對手一樣，具有革命熱情——這正是使元首難堪的。從一開始，他便與衝鋒隊的領導人意見不和；前者要把衝鋒隊變成黨的一支武裝力量，而他卻堅持己見，認為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護群眾集會，以及宣傳政治忠誠。首先鬧彆扭的是羅姆上尉。他因為與希特勒意見不和，自願流放到南美去了；後來是普腓弗·薩洛門——他也提出要加強衝鋒隊的要求，因得不到滿足，不久也洗手不幹了。
領導之間的不和使下邊計程車兵也產生不和。不久前，柏林的褐衫黨徒造反，理由是，他們捱餓，工作負擔過重，在與警察和赤色分子的毆鬥中，常常受傷或被逮捕。他們不願只為黨的集會站崗放哨，在他們的7條要求中，包括增加經費的合理要求，被戈培爾否決後，這一支部隊氣得發瘋，襲擊了由衝鋒隊把守的地方黨部。希特勒親自出面干預後，叛亂才告平息。在武裝的衝鋒隊員陪同下，他視察了黨衛軍的各個開會據點，號召大家和解。他像一位病人和一位容忍的父親那樣，又是懇求，又是許諾，又是斥責。他很少談到褐衫黨徒的7項要求，只把它當作個人問題處理，號召人們忠誠於他。然後他便宣佈，他自己是黨衛軍的總指揮。這一宣佈博得了黨衛軍的高聲喝彩，同時也象徵著這次短暫的叛亂業已結束，希特勒可以回到競選上去了。
他答應領導黨衛軍，但這卻是一張空頭支票。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承擔這一職務。時至1931年初，黨衛軍仍缺乏有效的領導。1月4日，黨宣佈，羅姆上尉（新近才從玻利維亞召回，在那裡，他曾協助共和國與巴拉圭作戰）將出任黨衛軍的參謀長。由於希特勒同意讓羅姆在擁有6萬名士兵的黨衛軍組織內部自由行事，他才答應返回德國。在同意暫時將衝鋒隊只作為受紀律約束的遊行部隊後，這位能幹的組織家和幹練的領袖便著手按自己的形象去重建黨衛軍。
然而，效能並不是解決積怨已久的組織的靈丹妙藥。不久，首都便醞釀著另一次嚴重的叛亂。柏林褐衫黨徒的困苦境況基本依然如故。組織內部的不平等令他們的領導人瓦爾特·斯登尼斯怒不可遏。他再次要求，組織系統應以“知識”而不是“人事”為基礎。他公開抱怨說，希特勒“每隔幾個月便改變主意，釋出新命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無法行動。斯登尼斯的手下對此迷惑不解，憂心忡忡。一方面他們同意他的看法，另一方面卻又不可抗拒地傾向元首。
1931年2月20日，在希特勒下令衝鋒隊和黨衛軍停止在街頭毆打赤色分子和猶太人後，這個問題便表面化了。“我理解你們為何傷心和憤怒”，他對褐衫黨徒說，“但你們絕不可攜帶武器。”他們不滿地嘟囔不休，卻未採取行動，及至次月希特勒屈從於魏瑪政府的法令……該法令規定，未來的集會必須獲警方批准後方得舉行時，斯登尼斯才譴責這一向當局投降的行動，並於3月31日深夜召開黨衛軍領導人秘密會議。出席會議者異口同聲宣佈，他們擁護斯登尼斯，反對希特勒。
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內訌而又能解決問題，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來慕尼黑報到，在“褐色大廈”裡擔任案頭工作。斯登尼斯拒絕前來。於是，希特勒便將衝鋒隊傾瀉在叛軍頭上。不到24小時，公開抵抗便結束了——這是一次弱不禁風的叛亂。斯登尼斯所要求的無非是純潔的國家社會主義，為黨服務，不是為某個人效勞。“誰跟我一起走，誰就會遇到艱難困苦的道路，”在與手下人告別時他說，“然而，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建議你們跟隨希特勒，因為我們不想將國家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