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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主席剛宣佈大會開始，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工人便高聲喊道，議程中有一點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對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複他的要求時，被衝鋒隊轟了出去。一場鬥爭開始了。83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10多名納粹分子受傷。戈培爾此時大顯身手，下令將這些人抬上主席臺，讓他們在那裡呻吟——這樣效果才更好。這一招顯示出戈培爾作為宣傳家的才能。法魯士大廳一戰，使納粹黨的名字上了報紙的頭版。這樣，原來對希特勒及其運動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來城內還有一股新的政治勢力。這宣傳原是誹謗性的。不料，在爾後的幾天內竟有2，600人申請加入納粹黨，其中500人還申請加入衝鋒隊。
參加大會的人數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現在克羅飯店時，聽眾人數已達5000。這次大會是為紀念馬克思主義者的節日“五一”節而舉行的；元首開講時儼然像列寧：“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是今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敵人。他們透過不公平的工資以及用財富和財產的多寡，而不是用責任之大小和功勞之大小，不適宜地評價人的價值的辦法，剝削窮苦百姓。不管在何種條件下，我們決心摧毀這種制度。”接著他便大談特談所謂生存空間的問題，極力向黨員灌輸這種概念。他說，德國有6200萬人口，面積卻只有45萬平方公里，何等擁擠！“若考慮到當今世界上其它國家的面積時，這個數字是何等荒唐可笑。”解決辦法有兩條：用“驅逐最好的人種出境”的辦法減少人口，或“使領土與人口大小相協調，即使要用戰爭也在所不惜。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爾原希望赤色分子搗亂，但一切都很平靜，連主要的報紙都未對此次演講作任何報道。為了使黨留在公眾的視線內，3天后，戈培爾在“退伍軍人協會大廳”組織了另一次集會。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挑釁性的反猶口號（“苦難的人民！誰會拯救我們呢？雅各布·戈爾德施密特？”），印刷了數千份，在柏林全市張帖。戈爾德旋密特，德國的大銀行家，也被激出席這次大會。他原擬應邀的，但在最後一分鐘董事會勸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書出席。
戈培爾彬彬有禮，他冷嘲熱諷，令聽眾大為開心。“歡迎！柏林的工人！”他說“熱烈歡迎雅各布·戈爾德施密特年輕漂亮的私人女秘書前來！請不必把我講的每個字都記錄下來，你的老闆可在明日各報上讀到我的講話。”接著，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談“猶太刊物”和“報界猶太會堂”。一位搗亂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麼樣！”喊話人是個年長的牧師，他不停地打斷戈培爾的話。戈培爾無奈，只好示意讓衝鋒隊給他治罪。牧師被重打受傷，被抬到醫院。報紙說，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頭髮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師（其實，他是個酒鬼，被趕下講壇，後來成了納粹黨的一名積極分子）。這便激起了公憤，警察局於是下令，宣佈柏林的納粹黨為非法黨。
禁令使戈培爾感到驚奇和怏怏不快。與此同時，他又用“遭禁而未死”之類的口號，盡力減輕局勢的嚴重性。由於黨被打入地下，他只好打出一些天真無邪的旗號，例如“平靜的湖泊”“美麗的橡樹”“1927年步行團”等，以掩蓋其組織。
警方施行反措施，釋出了另一個禁令，禁止納粹在普魯士全境發表演說。
戈培爾並未驚慌失措。他辦起了週刊，恰當地取名，《衝擊》，於紀念美國獨立節當天出刊，但是，現實卻與其夢想大相徑庭，第一期便令他震驚。刊物失敗了。“多慘的一份省刊啊”，他承認。“胡說八道的刊物！”訂閱的只有幾百名黨員，報攤上只售出幾份。但是，戈培爾相信，他的基本想法是好的。於是，他便抄襲共產黨報紙的裝潢和內容，使之生存了下去。
戈培爾和斯特拉塞爾互相激烈地爭吵使柏林問題更加嚴重，這為7月下旬舉行的慕尼黑年會帶來了清醒的現實主義的氣氛。黨在城市裡的發展率是令人失望的。希特勒並未在會上談論這種危機，只泛泛而談，而將其矛頭對準貝格勃勞內一個誰也不會為之辯護的目標——猶太人。
對黨的低潮，希特勒似乎漠不關心，好像他胸中有更大的事情似的。他在近月來所作的演講表明，他關心的是自己的意識形態。他反反覆覆地向聽眾灌輸種族主義思想和德國的未來在於征服東方土地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傳播他的假達爾文主義的自然法則：弱肉強食。
在紐倫堡召開的黨的3週年紀念大會上，他這個綱領又向前跨出了一步。約2萬名黨員，其中8500人身著制服，擁進這個古老的城市。與通常一樣，會場非常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