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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甚至剛勁有力。
在這個富饒的地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戀復活了。在圖書館裡，他一呆就是幾個小時，凡是有關這件“毀滅的理論”的文獻他都加以研究。“……我再次埋頭鑽研這個新世界的理論文獻，試圖弄清這種理論所能產生的影響，並將它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所帶來的各種事件與現實的種種現象加以對比。現在，我破天荒第一次將注意力集中在掌握這個全球瘟疫上。”
從圖書館回來，他常常一個腋下夾著一二本書，另一腋下夾著香腸和白麵包，匆匆走上樓梯，走進自己的小屋。波普先生注意到，他已不再在羅文布洛飯館或更小些的餐館就餐，曾幾次請他“坐坐，吃一頓飯無妨”。但他從不應邀。在波普太太眼裡，他這個“奧地利人很迷人”，是個容易相處又樂於助人的青年，但又有點神秘。“你不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常常在家一呆就是幾天。“他像個隱士，悶在房中，從早到晚都在讀他的又厚又沉的書。”熱心的房東太太要是叫他上她的廚房去進餐，他總能找到藉口推辭。一次，她問他，他讀的書與繪畫有什麼相干。他挽起她的胳膊說：“親愛的波普太太，有誰知道在生活中什麼可用上，什麼用不上？”學習完後，他常到啤酒館或咖啡館去。在那裡，常常有人聽他高談闊論。但是，他一把話匣開啟，馬上便有人反對他的看法，七嘴八舌的政治辯論於是便展開。在這種論壇上，在與這些對手的辯論中，希特勒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論變得更加鋒利。
冬天一到，買畫的顧客便稀少了，這給希特勒增加了困難。即使如此，在他的有生之年，“這也是他最幸福、最心滿意足的時期。”在不利的條件下，維也納令人悶悶不樂，慕尼黑則永遠不會失去其魔術般的引誘力。“在今天，如果說，比起世界其他地方來，我更愛慕尼黑的話”，11年後，希特勒在牢房裡回憶說，“部分原因是，它過去是，現在仍是同我開拓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在那時我取得了內心滿足的幸福，究其原因，完全是因為這個維特斯巴赫人的住地在每個斤斤計較、但又具有豐富感情的人的身上所產生的魔力所致。”
1914年初的一個星期天下午，希特勒的儘管艱苦卻也有報效的生活，突然受到了威脅。1月18日下午3時30分，有人在急劇地敲門。開門後，希特勒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面目嚴峻的慕尼黑警察局的刑警。這個刑警——名叫赫爾勒——出示了奧地利的一份官方檔案：通知希特勒“於1914年1月20日自動前往林嗣的卡瑟琳·伊麗莎白30號碼頭報到入伍”。如不按時報到，他有可能受到起訴或罰款。更可怕的是他受到警告說，如當局發現他犯有“為逃避兵役而離國”之罪，他將被罰以重款，甚至被監禁一年。
阿道夫百感交集。早在3年前當他還住在曼納海姆時，他曾請求在維也納服役，但杳無音訊。刑警赫爾勒要求希特勒在入伍通知上簽字。希特勒心煩意亂，抖抖地簽上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之後，刑警赫爾勒逮捕了他，將他押回總部。次早，他被押解至“奧地利領事館”。此時，連警方都同情他了。希特勒當時的處境如何，不說自明。總領事也憐惜這個面黃飢瘦、衣著襤褸的青年畫家，允許希特勒向林嗣發電，要求將入伍時間延至2月初。次日，林嗣打來複電：“務必於1月20日報到。”因為當天即為1月20日，加上對希特勒之驚慌之同情，總領事先生允許他寫信向林嗣當局解釋。這是一封請求饒恕的信，滿是語法錯誤的句子和錯拼的詞——它顯示出，這個被時運逼得走投無路的青年是何等驚慌和失望。他抱怨說，傳票“十萬火急”，令他無法處理自己的事務，連洗澡都來不及。
在傳票中，我被說成是個畫家。我有權得到這個頭銜，但只是在有限的意義上這種說法才正確。不錯，本人是靠出賣自己的畫為生。因為本人一無所有（家父生前系一公僕），我之賣畫是為了能繼續學習。作為一個建築畫師，本人仍處在訓練階段，因此，我只能以部分時間作畫謀生。我之收入甚微，僅能收支相抵。
他月收入極不固定，眼下收入微薄，原因是，此時慕尼黑之書畫市場，“正在冬眠，而在此地生活或設法生活的畫家人數幾乎達三千”。他解釋說，早在1910年就曾向維也納當局申請入伍，接著，他便描繪了一幅他如何在維也納掙扎的可憐的圖景。
那時，我年輕，缺乏經驗，又得不到經濟援助，而我又極自尊，不願向人開口求助或行騙。在孤立無援，只能自食氣力，所得的幾文錢，也僅能夜求一宿。那兩年，我唯一的女友是“憂愁”和“需要”，而除了飢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