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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步入這一小群人的圈子裡時，關於政黨或運動，這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黨真正給予希特勒的卻是宣傳他的思想的講臺。就像在曼納海姆的小書房裡他曾首次發洩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樣，這一小撮心懷不滿的人給了他所需要的動力。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要把基本上是個辯論性質的社團變為一個政治機構。“代表全黨的委員會實際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個小俱樂部的領導機構而已。”在報紙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連載中，希特勒風趣地回憶說：“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過。昏暗的燈光，垃圾成堆，騷動，穿著破舊的人們，窮困計程車兵，總之，這是4年戰爭和革命醜聞惡果的圖景。”
在羅森巴德後屋的會議室裡，每逢開會，會議的用燈是一盞昏暗的煤氣燈。“我們集會時……是個什麼樣子？可怕，軍短褲，染過的外衣，戴得發亮的、五花八門的帽子，腳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裡，這是顯赫的象徵，證明他屬於人民。
“我們總是那麼幾個人……首先是兄弟般的問候；之後，大家便報告說，各地的‘種子’已經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們便問，我們是否也可作同一彙報。我們常常強調要以一個單位行動。活動費一般僅有5個馬克，而一次活動竟達17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終說服了委員會用召開較大型會議的辦法增加黨員人數。在兵營裡，他利用連隊的打字機，親自打出了邀請人們參加首次會議的請帖；他還用手寫。在首次會議的當晚，7名委員在等候“預計前來赴會的群眾”。一小時過去了，誰也沒有來。“我們還是7人，原來的7人。”希特勒改變了戰術。請帖是油印的；這次，來了幾個人。慢慢地，赴會人數從11人增至13人，最後達到34人。
會議的捐款被用作廣告費。他們在一家民間的反猶報紙上刊登廣告，宣佈於10月16日在霍夫布勞斯酒館的地下室裡召開群眾大會。
如果到會人數如前，這次的費用恐怕已使工人黨破產。哈爾雷很悲觀，但希特勒堅持說，會有許多人來的；到下午7時，煙霧瀰漫的室內已集合了77人。對當晚之主要演講人是如何接待的，現已無案可查；但我們知道，幾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臺上的、粗糙的講經臺上時，聽眾如同“觸電一般”。他原定發言20分鐘，可一講就是半個鐘頭，譴責、威脅和保證之辭，有如流水，從他口中噴射出來。他失去控制，大動感情；當他在熱烈的掌聲中就坐時，已是滿臉汗水了。他雖然精氣力盡，卻滿心歡喜，“先前我只內心感覺到的、卻又無法試驗的東西，現在被證實了：我能演說！”
這不僅是他生涯中的轉折點，也是“德國工人黨”的轉折點。熱情的聽眾當場捐贈了300馬克；現在，他們有錢刊登更多的廣告和印刷標語口號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眾大會召開了。這次大會是在埃伯爾布勞啤酒廳舉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學生，小店主和軍官）參加了大會。大會發言人共有4人；入場券每張50個芬尼——這是當地政治活動中的一件新鮮事物。吸引眾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講演至中途，一些鄉巴佬開始高聲怪叫，擾亂會場。幸好希特勒早與軍隊內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幾分鐘，擾亂分子“便抱著流血的腦袋，滾下樓去。”會議的中斷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講演結束時，他強令大家起來反抗。“德國的慘境必須用德國的鋼鐵打破。那樣的時刻必然到來。”
希特勒再次令聽眾傾倒。他演講時用的是原色聲，感情又奔放，這就使他與專講理論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個在場的警察，在蔑視希特勒是個商人後報告說，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將成為一個“職業的講演宣傳家”。他的呼籲是他的肺腑之言——愛祖國，憎恨帶來1918年失敗的猶太人。這種講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戰壕語言，使老兵們認識到，他也曾分享過機關槍、鐵絲網和骯髒的民主，能體現前線的、神聖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兩星期，另一次熱烈的群眾大會又召開了，參加人數達到170。12月10日，他們使用了一個更大的酒館——“德意志帝國”酒館。儘管曾宣佈大廳內有暖氣，群眾還是紛紛離場。這時，幾位委員便說，會議開得太勤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展開了。希特勒爭辯說，在一個有70萬居民的城市裡，別說兩星期開會一次，就是每週10次也開得起。他說，他們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勝利遲早必然到來。他的堅持果然得到了報答。群眾大會的新址坐落在達豪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