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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敵視民族和國家”。議會內的社會民主黨黨員被開除，許多社會民主黨領袖則與其他異端分子一起被拋進新近建立的集中營。幾天後，民族黨自動解散；兩星期後——正當希特勒在對其各帝國總督說“現在，我們必須將民主的最後殘餘消滅乾淨”時——德國人民黨也解散了。
至此時，希特勒已在內閣內增加了5個納粹成員，所以，當希特勒提出將德國變成一黨專政的國家時，反對者便寥寥無幾了。這個新建議不但無視憲法，而且也無視授權法本身，因它剝奪了國會的所有權力，歪曲了國會制度。“我們在內閣討論這一措施時，幾乎未遭反對”，巴本回憶說。希特勒宣佈投票——一致透過。在7月14日法國革命紀念日那天，它變成了法律。
與蘇聯一樣，德國成了一黨專政的國家，黨受一人控制，而控制黨的人又夢幻迷心。
（5）
在德國的每個村鎮，紅黑兩色的卍字旗與舊帝國的黑白紅三色旗幟一起飄揚。希特勒之用兼收幷蓄的辦法搞革命的概念正在一個需要革命有秩序地、合法地進行的國家內產生作用。現在，人們已把元首的衝鋒隊看成幾乎是政府的左右手；每個關鍵部門差不多均由納粹或受它控制的人把持。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教堂裡，褐色革命均受到讚揚和祝福。
希特勒繼續在說，動盪是暫時的。“革命並不是永遠如此的”，在宣佈國家由一黨專政的前夕，他對各州總督說，“必須將革命所產生的激流引進安全的進化渠道內。”掌權的唯一標準是才幹，不是黨員與否。
希特勒並不要流血的起義，也不想搞將普通公民或工業家驅除的全面改革。他給自己的地方長官訂下了指導原則。“為了取得權力，我們就得迅速地一舉而征服之。在經濟領域內，我們的行動必須由其它發展原則來決定。在這裡，進步只能逐步取得，切不可採取過激行動將現存的條件打碎，這會危及我們的生存基礎的。”這些話，在他的最強大的支持者即衝鋒隊員們聽來甚為反感，幾乎惹其他們動武。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多年來他們都在等待，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個享受戰利品的制度。然而，希特勒卻作出了驚人之舉。他從下而上挫敗了這一革命，且完全是靠自己的人格之力量。
他宣告經濟革命已經結束，並將黨員經濟專家撤換，換上來的是大商家代表。希特勒之社會主義是獨一無二的，且服從於他的秘密目標。他之有組織的經濟概念與真正的社會主義頗為接近，但是，只有當它能為更偉大的目標服務時，他才願作一個社會主義者。
他對私有財產的蔑視是波希米亞式的，而不是革命式的。他需要的只是足夠的資本以重建武裝和恢復經濟，使德國享受到適當的命運。他是凱撒，不是列寧。他只將社會主義用來調動群眾。假如他認為；資本主義能推動群眾，他很可能會舉起那面大旗。對希特勒說來，只要能拯救德國，可以不擇手段。
從表面看來，他好像在創造一個工人的社會。在工人們看來，他既是兵又是勞工；他們還在宣傳這一形象。這樣，戰時回戰敗而受辱、平時又因經濟處於崩潰邊沿而受苦的、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便極易與這種既是戰士又是工人的英雄一拍即合。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他們的領袖被關在集中營裡——在國家社會主義裡找到了一個家。接受希特勒關於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不同的定義是一點兒也不困難的：“德國之社會主義是由德國人領導的；國際社會主義則是猶太人的工具。”
到1933年年中，希特勒已得到了大部分德國人的支援。資產階級和工人，軍界和政界，種族主義者以及國內某些最有頭腦的人物，紛紛加入納粹黨，使它龐大起來。權力腐蝕人——這歷來都是一條政治原則；但它也能使人變得神聖。一年前還是街頭暴徒的希特勒，卻也被他的職務帶來的權力變得受人尊敬。某些德國人是被貪圖方便引誘，但更多的人卻是被理想主義的浪潮引誘。改革似乎在席捲全國。再者，經濟業已好轉；大城市的街頭巷角已不再充斥乞丐。
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追隨希特勒，連劇作家格爾哈特·豪普曼也拜倒在元首腳下，雖然程度有所不同。那年7月，斯賓格勒與希特勒交談了一個半小時；他們對法國的政策展開了爭論。兩人對新教會領導之平庸均表示鄙視。分別時，希特勒對這位作家說，他認為，“將黨外人士爭取到某項政策上來是非常重要的”。斯賓格勒同意這一見解。元首雖然平淡無奇，卻也“是個很正派的人物”——他是帶著這種感覺告別希特勒的·理查·施特勞斯——他並不是元首最寵愛的作曲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