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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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這種心理的訓練之外，這個故事是更為複雜的。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拉納·米特評論道：“日本社會對中國存在著十分矛盾的心理。這不完全是種族歧視，就像日本付朝鮮人那樣：一方面他們承認中國是他們大量吸收的文化源泉，另一方面，他們又為20世紀中國的混亂狀態所激怒。”滿洲事變“的製造者石原莞爾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熱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的年代裡，包括孫中山和袁世凱在內的許多中國人從日本得到幫助和訓練。日本人還為中國人提供庚子賠款獎學金，日本同仁會還在中國建立醫院，而且像橋本時夫這樣的學者真心誠意地欣賞中國文化。日本外務省和陸軍的中國通們通常受過很好的訓練，井對中國相當瞭解。然而這些知識和氣質幾乎都不可能傳授給普通士兵。

日本學校中的軍國主義歷史根源可以迫溯到“明治維新”時期。19世紀末，日本的文部相宜布，學校的開辦不是為了有利於學生，而是為了有利於國家。小學教師要接受新兵軍事訓練，實習教師則要住在兵營中去接受嚴厲的訓練和道德教育。1890年制定了帝國《教育敕語》，它規定的道德倫理法規不僅約束學生和教師，也約束每個日本國民。《教育敕語》是日本軍事法規的平民版本。它規定服從上級和無條件地效忠天皇高於一切。在每所日本的學校裡，《教育敕語》的副本都和天皇的畫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都要加以宣讀。據說，不只一個教師由於在宣讀時偶爾打了結巴而自殺，以謝褻瀆聖文之罪。

30年代日本的教育體系已經軍事統制化和行動機械化。一位來訪者在參觀了一所小學之後，看到幾千名兒童揮動著小旗，步伐一致地沿著正確的路線前進，不由得發出驚喜的感嘆：顯然這位參觀者只看到了紀律和秩序，卻沒有看到紀律和秩序需要藉助虐待加以確立和維持。教師的行為就像殘暴的教官，左右開弓打學生的耳光，對學生拳打腳踢，或用竹劍木棒不停地抽打學生的現象司空見慣。學生被罰背重物，跪地板，赤腳站在雪地裡，或圍著操場跑，直到精疲力竭而倒下。可以肯定幾乎沒有人是由於憤怒而來學校訪問的，即使是十分掛念學生的家長也難明真相。

如果學生決定當兵，那麼絕對服從上級的壓力就更大。經常發生的高年級學生對新生的惡作劇，殘忍的恃強凌弱，壓碎了所有的個人主義精神。服從被說成是最高的美德，個人的自我價值觀被取代，個人的價值不再與個人有關，而就像是一臺巨大機器上的小齒輪。為了把個體的個性“昇華”到集體的共性，上級軍官或老兵經常無緣無故地打新兵耳光，或用大木棒猛抽他們。據作家入谷敏男說，軍官們還經常用這樣的話來解釋他們任意懲罰的理由：“我打你不是因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為我關心你。你以為我是瘋了才幹這些事而把自己的手打得紅腫流血嗎？”一些年輕人經不住如此殘酷的肉體折磨而死去；另一些人自殺身亡；而大多數人則經受了鍛鍊，使軍方可以把一套新的人生目標灌輸給他們。

對有抱負的軍官來說，訓練也是一個十分殘酷的過程。20年代所有的軍校學員都必須經過在市谷〔在東京都新宿區）軍事學院的學習。營房過分擁擠。教室沒有暖氣，食物也不充分，這地方更像是座監獄而不像是所學校。日本軍校的訓練強度超過絕大多數西方的學校：在英格蘭，一個軍官必須完成1，　372小時的課堂學習和245小時的課外自習，而在日本的標準是3，　382小時的課堂學習和2，　765小時的課外自習。學員們不但要堅持每天規定的超強度的身體鍛鍊，還要學習歷史、地理、外語、數學、科學、邏輯、繪畫和書法等課程。每門課程都要力求達到完美的目標和優異的成績。最重要的是日本的軍校學員必須接受“只知有勝利的思想”。學員們對任何一點失敗的跡象都十分恐懼，以致為了減少有人自殺的危險而不敢分開考試結果。

軍事學院本身就像一個孤島，與世隔絕。日本的學員既不享有隱私權，也沒有機會培養個人的領導才能。學生讀物經過嚴格檢查，而且沒有閒暇時間。一位西方作者這樣評論日本軍官：“在這些可塑造的年代裡，他們被隔絕於一切歡樂、利益和影響之外，在他們活動的那個狹隘的環境中滲透了特殊民族和特殊軍隊的宣傳。從種族心理上來說，日本已經遠離了我們，而這些軍官則離我們更遠。”

1937年夏天，日本終於挑起了對中國的全面戰爭。7月，根據條約駐紮在中國城市北平的日本華北駐屯軍，在古老的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