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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榮臻明白了，林彪發表《論短促突擊》一文，是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歡心，飛黃騰達便輕而易舉了。
當時李德是紅軍的“太上皇”，不僅要決定戰略戰術和某一戰鬥的具體打法，而且紅軍將領升降調譴都是他一句話。聶榮臻心裡思忖：“現在是出生入死的時候，搞這一套幹什麼？林彪想名譽地位想得太多了！”當時林彪二十七歲，他搞政治投機這一套，已經引起聶榮臻對他政治品質的警惕。由於當時正處在第五次反“圍剿”環境特別困難的時期，團結對敵，度過難關，這是大局，聶榮臻也就沒有再往壞處想他。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第一個發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保守主義，王稼祥接著站起來發言支援毛澤東，所以“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會上大多數人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只有博古，凱豐出來反對。凱豐甚至很狂妄地對毛澤東說：“你懂得什麼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李德當時列席會議，沒有正式座位，坐在屋裡靠門口的地方，經常不發一言，只是一個勁地抽菸，情緒十分低落，發言時一概不承認自己有錯誤。聶榮臻在會上發言時態度十分堅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揮就十分生氣。他對部隊一個軍事哨應放在什麼益，一門迫擊炮放在什麼位置這類連軍團指揮員一般都不過問的事，都橫加干涉。林彪在會上卻金口難開，很少發言，儼然城府很深，舉動莫測。
3。3 針鋒相對
長征開始以後，聶、林率領的一軍團打了不少硬仗，戰果越輝煌，一軍團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氣也就越發展，他也就越發變得鋒芒畢露，盛氣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懷、賀龍、聶榮臻、劉伯承等比他年長的紅軍將領，自然不在話下了，就連對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澤東、朱德，有時也不放在眼裡。
林彪的這些短處，精明的毛澤東早已看在眼裡，但眼下是用人之際。毛澤東對下邊幹部求大同存小異。英勇善戰，指揮有方，能打硬仗，這是大是，至於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諒，一俊遮百醜嘛！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毛澤東總是這樣遷就林彪。朱德對下級幹部，總是寬厚待人，具有長者風度，從不計小失小過。
1935年5月，紅軍四渡赤水以後到達會理期間，忽然在紅軍領導層中流傳著毛澤東指揮不行了，應該撤換毛澤東之類的傳說，這彷彿遵義會議的一股小小的餘波，興風作浪者何許人也？不是別人，正是林彪。
原來遵義會議後，部隊戰略戰術靈活多了，打了不少勝仗，為了隱蔽自己的企圖和調動敵人，有時擺一些聲東擊西的迷魂陣，或者為了甩掉敵人追擊，或者因為敵變我變，要故意繞圈子，多跑一些路。這是難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說紅軍走的盡是“弓背路”，應該走弓弦，走捷徑。還說：“這樣會把部隊拖垮，象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聶榮臻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好比落在了敵人的口袋裡，如果不聲餘擊西，高度機動，如何出得來！？”
部隊在會理休整時，林彪忽然給彭德懷打電話，並煽動說：“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懷回絕。他打電話時，聶榮臻、左權、羅瑞卿、朱瑞也在旁邊。
面對這個原則問題，身為政治委員的聶榮臻當仁不讓，沒有顧及林彪的面子，他嚴肅地批評林彪說：“你是什麼地位？
你怎麼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我們的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誰要造反，辦不到！“聶榮臻警告林彪說：”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隊行動，我也可以政治委員的名義下指令給部隊不執行！“畢竟是黨指揮槍。林彪氣得臉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兩手顫抖，自從他和聶榮臻共事以來，聶榮臻象兄長對待弟弟一樣，處處對他忍讓，還從來沒有見過這位異姓兄長髮這麼大的火。但權衡一下利弊，林彪還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沒有發作。但他的脾氣是一條道跑到黑的，正所謂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不死心。林彪連夜給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組“寫了一封信，說是要求朱毛下臺，主要自然是要毛澤東下臺。他自以為，朱德好對付，毛澤東卻足智多謀，毛澤東一下臺，不外乎朱德、彭德懷上臺，他們都不是自己的對手，到了那時，就不是總司令指揮我林彪，而是我林彪左右總司令了。可是光用自己的名義寫信，覺得份量輕了一些。林彪又要求聶榮臻在信上簽名，被嚴詞拒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