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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似乎也相信，只有沒日沒夜地幹，才能過上幸福生活。對他們來說，所謂幸福生活，不過就是不至於餓死或凍死。儘管碗裡的東西越來越稀少，身上穿得也越來越破，然而農民們並不在意，有一種宿命觀在支配著他們無休無止的勞作。朱德自童年時起就目睹並親身體驗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感到社會“有欠公平”，但是，當時，他和家人一樣，相信他們貧苦是因為惡運臨頭，災星未退。他們目不識丁，悲觀感嘆；朱德在兒童時期，對於當時的迷信全部深信無疑。也正是這些處於水深火熱中的農民普遍都有一種信念，即寧願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一個男孩子，因為當時的稅吏、官僚、軍人只尊敬或害怕讀書人，加上封建時代的中國特有的文字崇拜和文化壟斷，只要熟讀《四書》、《五經》，然後經過科舉，就可以升官發財，通向官場的大門也就是通向財富的大門，然而對於貧苦的農家子弟來說，通往此門的必由之路就是讀書，正所謂有“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亦有黃金屋”啊！一般農民都無法繳足學費，教育孩子對於他們成了生死攸關的大事，也是他們超脫苦海的唯一希望所在。朱德的養父正是懷著對讀書人的無限崇敬送朱德進私塾學習的。
1982年，朱德進私塾，跟一位姓鐘的先生讀書。第二年轉到丁先生那裡讀書，丁先生是榜上題過名的秀才，他的私塾就設在一個有高樓和花園的大院裡。在這裡兩年，朱德刻苦攻讀了《詩經》等十幾本書。九歲那年，他離開琳琅寨，隨伯父和麼叔搬到大灣，去席聘三先生家讀書。席先生在朱德入塾時年近七十，他德高望重，樂於教書，有膽量，有見解，而且有相當辛辣的幽默，深通人情世故，不時一語戳穿古今英雄的假面具，他屹然立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裡、是一個奇特而卓然不群的人物。他有著濃厚的民族意識，雖然學富五車，卻不肯報考舉人，甚至連一個秀才都不是，從二十幾歲起教書，到那時已七十多歲了，他是一個真正的白丁，卻是一個真正的好先生。朱德回憶他“到年近八十的時候，還是個周身叛骨、朝氣勃勃的評論家”。在老先生的教授下，朱德和其他學生一起修完了《四書》、《五經》，廣泛涉獵了《二十四史》。學生的讀史讀累了，老先生便帶著他們到自己貼補家計的菜園中散步，邊走邊向學生談古說今，對歷代貪官汙吏和皇親貴族評頭論足，這些評論大多擊中要害，入木三分。席先生思想開明，他特別要求學生深入治家，以便到國外去研究西洋學問。因為他聽說科學使得西方國家轉趨富強，他常對學生們說，中國快到面臨最後抉擇的時候了，到底是採用科學，還是自趨滅亡？席聘三先生不是封建堡壘的護衛者，他愛喝酒，酒後放言高論，他常說：“人不做事業就沒有什麼用”，“要能做事業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沒有道路好走。”
席先生不僅將學問灌輸給學生，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與行為影響著學生，他成為朱德新思想的啟蒙者。在他的引導下，朱德開始思考尋找道路的問題，他想，狀元是點不成的，這樣的文章，不知哪一個才點得上，他受“富國強兵”和“科學救國”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如飢似渴地研究科學，一方面立志要棄筆從戎，去做一個軍人，然而他的這種想法和家人送他出來求學的初衷真可謂有著天壤之別。
1。3 忍痛斬“臍帶”
1906年，朱德來到成都。當時的高等師範學校和武備學堂都在招取新生，朱德早有當一名軍人的志願，因此考上武備學堂訓練軍士的弁目隊。可是家裡從中阻攔，不同意他和家庭分離，而投身到時代大激流中去，儘管這股激流正是解救這個佃農家庭的強大力量，但是他們看不到這些，他們的目標可謂急功近利了，於是朱德只好投考高等學堂附設的體育學堂，而且不敢向家裡人吐露這些實情。
朱德畢業回家前就寫了家信，說明自己打算在家裡過夏，參加農活。臨近家門時，他發現家裡人果然在等他。他老遠就看見了一個侄子，他又是叫又是揮手，可是侄子並沒有向他招呼，一溜煙似地穿過田坎回家去了，於是全家忙了起來，每個人都在做些什麼。朱德到家時，一家人排成了兩行，俟他走近，一齊在他面前恭敬地低頭執禮。養父也不把他當做兒子看等，連連欠身為禮，招呼進屋，強使他在全家聚會的地方坐在上位。一家人圍在他的四周，他們的眼睛閃爍著驕傲，每一個人都有最客套最恭敬的詞句——窮人慣於應付有錢有勢者的詞句——來同他談話。整個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專門給他準備了飯菜，全家雖然沒有獨自佔一間屋的人，卻特意為他騰出了一間，裡面架起從全家挑出來的最好的臥床、桌子和椅子。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