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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要加入中國窮人的黨呢？朱德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種絕望的情緒之中。陳獨秀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階級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準備為它獻出生命。對於象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朱德失望地聽著，不發一言。他敲了未來的大門，而它拒絕為他開啟。
後來，朱德痛苦的回憶說：“那些日子真難過，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隻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隻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時，上海有很多從雲南逃來的難民找不到工作，無法生活。他們每天都找我要錢，不相信我並沒有多少財產。我作了解釋，可是他們不信。他們每天都圍著我。我真覺得自己象個罪人。”朱德正是帶著這種心理創傷去外國尋求真理的。
有一張1929年給朱德拍的照片，一連人圍坐在地上，大家將步槍夾在膝頭中間，仰起臉聽他講話。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頭上未戴帽子，光頭，穿著一條短褲和一件敞襟的農民布褂，露出胸膛。兩腿光光的，腳上是一雙繩鞋。他還是那種習慣性的站法，兩腿分開，雙手交叉在背後，滿臉輕鬆的表情。這是他和戰士們打成一片的典型鏡頭。然而，又有誰能夠透過朱德滿臉輕鬆的表情看到其背後隱藏著一顆不為人理解的孤獨之心呢？在朱德極度謙恭的性格背後隱藏著一種深深的自卑感和負疚感，雖然這種自卑與負疚在後人看來或者從客觀上來講是多餘的，完全沒有必要，但是它們深藏在朱德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隱隱作痛，於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謙虛、忍讓甚至軟弱的一面。
海倫·福斯特寫道：“如果沒有‘朱毛’這兩位天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將是不可想象的。實際上，許多中國人都視朱毛為一個人。毛澤東有一個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有一顆火熱的戰鬥之心——這給了他一生的動力。共產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之所以能夠成為一條最高的原則，原因之一就在於朱德對政治領導的忠實與服從。從朱毛直到全體軍官和政委之間都沒能任何勾心鬥角的行動。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衝突，而且是相輔相成的。無論哪個方面朱德都沒有政治野心。他能聽從命令，因而也能釋出命令——在革命軍隊的領導中，這是很有意義的素質。朱德的寶貴品格眾所周知。
他這種性格源於他的謙虛，而他的謙虛又源於他獨具有堅強意識與坦然正直。“《紅色中國內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朱德不是那麼謙虛、沒有政治野心，那麼其後果也將是不可想象的。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在會上，朱德察覺到張國燾的一些錯誤思想，曾同毛澤東交換意見。毛澤東囑咐朱德對張國燾須加小心警惕。後來，張國燾策劃召開了所謂川、康省委擴大會議，實際上是圍攻鬥爭朱德，迫他表態、寫文章、發表宣告反對黨中央和反對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在這個會上，朱德坦然自若，堅定沉著，任他們怎麼鬥、怎麼罵，他總是一言不發，埋頭看書，就如後來他的一位戰友說他象“不沉的航空母艦。”等到他們鬥完、罵完，他才義正詞嚴地說：“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我是贊成的、擁護的、舉了手的。我不能寫文章反對我親自參加作出的決定。
如果硬要我發表宣告，那我就再宣告一下，我是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的。“他還幽默地說：”朱毛、朱毛，人家外國人都以為朱毛是一個人，哪有朱反對毛的？“最後表示：”你張國燾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你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張國燾又威脅朱德：”你既然主張北上，那你就離開部隊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們的陰謀：”我是黨派來的，我不能離開部隊，“他明白，倘若離隊，很可能遭暗害。十月上旬，張國燾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並封給朱德”中央委員“等職，朱德堅決反對：”我是總司令，不能反對中央，不能當你這個‘中央委員’。你要搞，我不贊成。我按黨員的規矩保留意見，仍以總司令的名義做革命工作。“張國燾就變換手法，監視並迫害朱德，故意縱容一些人鬧事，搶朱德乘坐的牲口；甚至有兩天不給朱德及身邊人員打飯吃。朱德臨危不懼，打電報給黨中央，揭穿張國燾的陰謀和野心。朱德到達陝北保安，向毛澤東談起同張國燾鬥爭經過時，毛稱讚他”鬥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遵義會議後，朱德賦詩曰：”群龍得首白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其意思也就是他在井岡山時期對紅軍領導幹部說的”毛委員有辦法，紅軍離不開毛委員“。後來他又曾謙遜地說：”我這個人就是按照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