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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劉政富，繼承了父親的產業和手藝，但由於家庭入不敷出；又迫使他學會了吹嗩吶這個為人輕視、但又是當時婚喪嫁娶不可缺少的行業。劉政富除了種田、打鐵，就是四處流浪，流浪的生活使這個農民養成了正直、開朗、助人為樂的性格，加上他比較聰明、靠自學懂些書理，因此在村中頗有聲望，鄉鄰關係很好。
也許是老天爺憐恤劉家的遭遇，也許是劉家不該如此破落下去。有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劉家竟慢慢地富裕了起來。那一年，劉政富與幾個兒子播種時，錯把早稻種當成一般稻種種上了，誰知這一年大澇，劉家的稻子收割了以後，接連幾天大雨，別人家的稻子都淹死了，但水退後，劉家稻田的餘根竟又長了一茬，這麼一來，劉家賣了點餘糧，再加上織點席子、搞點副業，便漸漸擺脫了貧困。生活中的這一變化，使劉政富“望子成龍”的思想抬頭，他選中了六個孩子中年齡最小的一個孩子進私塾讀書，這個孩子就是劉伯承的父親——劉文炳。
劉文炳出世的時候，劉家的經濟已有根本好轉，俗話說：“皇帝愛長子，百姓愛麼兒”，劉文炳得天獨厚，讀了十多年私塾，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執筆編撰過《劉氏家譜》；曾參加過開縣縣試，並考中秀才。在封建社會，哪家子弟考中秀才，社會上公認是一件極其榮耀的事，家中必須大擺宴席，秀才本人也要披紅戴花，騎馬遊街、光宗耀祖。劉家幾輩貧寒，而今出了這麼一個秀才，進而還可以府試、殿試，說不定可以得到舉人、進士等功名，因而劉家的主人劉政富便借來一匹大紅馬，親自給兒子披紅戴花，帶著幾個兒子敲鑼打鼓，很是熱鬧了一番。
沒想到，劉政富這一舉動激怒了趙家場一些榜上無名的富家子弟，於是，他們僱請了一些地痞流氓羞辱劉家，同時，還聯名向開縣知縣衙門和夔府衙門遞了稟貼，聲稱“開縣浦裡劉氏文炳者，祖宗三代以司樂為業，出身卑賤，違典應試，有辱先賢聖哲……”，控告劉文炳犯了欺君辱聖之罪。在清朝，參加婚喪嫁娶和祭祀活動的司樂人（俗稱吹鼓手）是被社會歧視的，清律明文規定，這些人的子孫屬於優人之後，優人和他們的後代都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如果隱瞞了出身，一經查出，不但本人要革除功名，而且連同保人、主考官一起問罪。沒有多久，夔府衙門問罪下來，劉家花了幾百兩銀子求人疏通，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從此以後，劉文炳就棄文務農，常為鄰里寫碑文和對聯、書信等。成了趙家場一帶有名的“泥腿子文人”。
劉文炳生有四男三女。妻子周寅香，出生於貧農家庭，樸實善良、勤勞能幹。劉伯承是她四個男孩中最大的一個，因此，便格外受到器重。在劉伯承八、九歲時，父輩們就分了家。因劉文炳夫妻忠厚老實，分家時，田地房屋先讓幾位兄長挑選，自己只分得一座三間茅草屋和幾畝坡地。起初，家中人口少，生活還能勉強維持，不幾年，孩子接連出世，生活也就一年比一年艱難。
幼年時的劉伯承聰明、活潑，但頑皮、好動，爬樹掏鳥蛋、上房捅野蜂窩、什麼都敢幹。當時，劉文炳要養活全家九口人，生活日益艱難，況且在遭到科舉考試的不公正對待後，他已無心仕途，但他看到五歲的孝生聰明伶俐，智力發展快、接受能力強，便很想早點送他入學讀書。但附近的幾所塾館都離家較遠，而且要涉水過河，很讓人放心不下，所以此事也就擱了下來。
天無絕人之路，恰在此時，一位流落開縣的“乞丐”來到劉家門前，引起了劉家的注意，他就是劉伯承的第一位啟蒙老師——任賢書。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劉文炳發現任賢書不僅學識淵博、品德高尚，而且還熟諳兵法，精通武術。因此，他對任賢書也更加敬重，為了解決這位外鄉孤老的生計問題，同時也使孩子能就近入學，在取得任賢書同意後，由劉文炳出面，邀集了四方鄰里二十多名學齡兒童，在劉文炳老屋附近的一座茅屋裡辦起了一所私塾。這樣，劉伯承就在任賢書名下啟蒙讀書了。
孝生進入私塾後，開始和孔夫子、孟夫子打上了交道，整天學習《三字經》、《千家詩》，讀《四書》、《五經》，但是，“三綱五常”、“仁義道德”並沒有使他完全歸順，貪玩逃學之事時有發生。
然而，一個偶然的事件使他改變了頑皮的性格，正視了自己的學業。有一天，不識字的母親盯著兒子背書，孝生急於出去玩耍，便閉著眼睛瞎背一通，碰巧這天父親沒出門，也在裡屋看書，聽見孝生亂背一氣，便高聲斥責他：“孝生，你欺負你媽不識字，亂背什麼？我告訴你，我沒有南莊田、北莊地，只有一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