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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榮華說：“可能是急病，別讓老師、阿姨們著急了，咱們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著騎馬。”
走進保育院，孩子們還在夢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緊張地巡視著，辦公室裡亮著燈光，在場的人都極緊張，焦灼的情緒籠罩著整個保育院。
當伯承夫婦一走進辦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所長拉著他們夫婦的手，聲音顫抖著說：“首長，所裡今夜出了大事。我們麻痺大意、失去警惕性，華北她……她被敵人謀害了。”如同晴天霹靂，劉伯承夫婦幾乎昏倒，雖然他們一時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心裡卻象被戳了一刀，他極力控制著自己說：“安定！……孩子在哪兒？”
所長領著他們帶到隔壁的一個小窯洞裡，小床上躺著心愛的女兒華北，汪榮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聲痛哭著撲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睜眼看看爸爸媽媽吧，我們來遲了……”
劉伯承顫抖著又手撫摸孩子的臉，眼淚同樣從他沒有來得及帶假眼球的右眼眶裡流出來，打溼了女兒的白被單。
所長悲傷地向劉伯承夫婦講述了孩子被害的經過：“兇手在半夜竄進院來，迅速暗殺了華北。這是敵人有預謀、有串聯的犯罪行為，我們一定要查清，替孩子報仇。”
劉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剋制著，只見他額頭上冒著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內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單深情地把女兒蓋好，對周圍的人說：“敵人以為殺了我劉伯承的女兒，我就會對他們手軟嗎？這是痴心妄想，華北不僅是我的女兒，也是黨和人民的女兒！孩子的慘死是有貢獻的！它要我們不能忘記階級鬥爭，要是敵人不投降，就堅決把他們徹底消滅！
正如你們大家分析的一樣，這個慘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們決不能中他們的計。“最後他又說：”這件事讓保衛部門的同志去清查處理。不要草木皆兵，隨便懷疑自己的同志，敵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劉伯承夫婦把女兒安葬在延河之濱、把另一個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裡，又整裝起程返回太行前線，投入了新的戰鬥。
在整個戰爭年代裡，劉伯承夫婦很少有時間照顧孩子們。
也不允許警衛員、通訊員過多照顧，因此孩子們經常留在後方，和一般幹部的孩子一樣，艱苦樸素，自立生活。
1946年，劉伯承把兒子太行從延安接到前線。一天晚飯後，父子倆正在散步，碰到了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高興地問：“太行長得這麼大了，上學了嗎？”
“還沒有，現在是靠我自己教，這樣不太好。”沉吟了一會，劉伯承又問：“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學校怎樣？”
“學校容納的孩子太多，裝置不太好，加上隊伍裡的孩子，跟老鄉的孩子們習慣不太一樣，因此我的孩子常賴著不肯去，我們部隊是否設立一個幹部子弟學校呢？”任白戈說。
劉伯承沉默了一會兒說：“不過我對幹部子弟學校的教育成果還抱有一些懷疑。當然這也沒有考慮成熟，據我看，子弟學校容易發生一種偏向。第一，子弟學校容易在小孩子的腦子裡反映等級思想，這對孩子的純潔是有害處的；第二，在地方學校讀書，可以多瞭解一些群眾的疾苦，就是受些別的孩子的閒氣、對他們將來也有好處。小孩子幼年時養尊處優，反倒害了他一生。”
劉伯承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建國以後，他的幾個兒女都在普通學校讀書，他要求子女做普通一員。國家配給他的特殊待遇，他決不允許孩子享用，在劉帥家的電話間裡，貼著這樣一張“告示”：兒女們，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的。你們私事絕對不許用這些電話。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不許帶到我們家裡來。
媽媽。
劉帥的六個子女都在單位和職工們住在一起，節假日才回來看望父母。太行是劉帥的長子，他同工人的女兒肖玉蘭結婚後，住在單位分配的一間九平方米的宿舍裡。肖玉蘭在北京西郊一所部隊醫院工作，上下班來回得三個多小時，她要求搬到醫院住，但領導也有難處，肖玉蘭想請婆婆出面，汪榮華聽了態度很堅決：“這種事我不能管。”
劉伯承對孩子的學習、工作也要求很嚴。有一次，兒子劉蒙和父親談起學外語，說是記了二、三千個單詞，但還是把句子翻錯。劉伯承耐心地給劉蒙講解學習語言的規律，他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單詞就象一個個銅錢，語法就象一根錢串子，你掌握了很多單詞，就象積累了許多錢。如果你沒有這根錢串子，你是提它們不起的。”他還詳細講了動詞的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