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老師沒教過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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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而儲光羲則最為不幸，被貶官嶺南的瘴癘之地，並且於“安史之亂”結束的那一年死在了那裡。

大詩人李白這時也出獄了，等待他的是流放幾千裡之外荒蠻的夜郎，此時此刻，李白若想起當年寫給王昌齡的那句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肯定會有深深的宿命之感。

此時，王維、杜甫、岑參三位著名詩人齊聚長安，一個偶然的機會三人共同演繹了一樁詩壇盛事，這就是文學史上的“早朝大明宮唱和”——中書舍人賈至（就是白居易《錢塘湖春行》中提到的“賈亭”的修建者）早朝時詩興大發，寫了一首《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此詩一出，引起了詩人們的極大興趣，他們紛紛寫詩唱和，雖然這些富麗堂皇的詩都是歌頌大明宮上朝之情景，在藝術上沒有多少獨到之處，卻為後人呈現了亂世詩壇愁容之中難得的一點喜色。

這個時期，待人至誠、情深意重的杜甫一直在關心懷念著遠方的故人李白，他白天憶李白，夜裡夢李白，為不幸蒙難的老朋友寫下了一首首動人的詩篇，也許是杜甫的真情感動了上天，李白的命運不久出現了轉機。

公元759年，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大節度使因無統一指揮兵潰相州（今河南安陽），同時關中地區大旱，唐肅宗為安定民心大赦天下，宣佈“天下現禁囚徒，死罪從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正在流放途中的李白得到赦免後，立即乘船東歸與家人團聚，起身時寫下了《早發白帝城》的千古絕唱。

朝廷的日子不好過，叛軍更是亂得厲害。就在這一年，安祿山的老搭檔史思明殺死了安祿山的兒子安慶緒，攻佔洛陽後，他有樣學樣地當起了“大燕皇帝”。

大抵在同一個時間，朝廷的大赦讓李白從東面離開了當時的巴蜀，而政府的無能卻使杜甫不得不丟棄不能餬口的官職從北面進入沒有受到叛軍禍害的四川謀求一條生路。

此時此刻的杜甫是一個逃難之中的詩人，生活自然是悽苦的，更慘的是，他連個遮風避雨的房子也沒有，只得投親靠友，寄人籬下。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60年，苦命的杜甫才在四川成都有了自己的所謂的家，那是建在西郊浣花溪畔的幾間簡陋草房，每逢下雨，則“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處境之苦可想而知。可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下，我們的詩人杜甫寫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眼前何時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偉大詩句。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杜甫的老友高適從軍界轉到政界來四川擔任彭州刺史（後轉蜀州刺史），給他的窘困生活帶來一些轉機。實事求是地說，雖然高適對在政治上無意中站錯隊的李白有些無情無義，落井下石，他對杜甫還是不錯的，不僅寄詩問訊，還時常饋贈衣食。正是朋友間的友誼重新激起了高適那因為身居高位而即將罄盡的才華，寫出了《人日寄杜二拾遺》這首非常打動人心的詩歌，杜甫讀之竟至“淚灑行間，讀終篇末”。

公元761年，在李光弼的打擊下，史思明屢戰屢敗，更糟的是後院起了火，最終，他步了好哥們、老搭檔安祿山的後塵，也被兒子殺死了，他的兒子名叫史朝義，這是安史叛軍的最後一個“大佬”。

從某種意義上說，史思明比安祿山幸運，因為他和大詩人王維死在同一年。雖然後世總是把李白和杜甫並列為唐詩兩大巨星，但在他們生活的時代，和李白齊名的不是杜甫（杜甫是後來居上的），而是王維。王維生前擔任的最後一個職位是尚書右丞，對於文人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小的官職啦，這也是他被後人稱為王右丞的原因。雖然是被迫的，但王維確實背叛過大唐王朝，然而卻因為有一個好兄弟而保住了功名利祿榮華富貴，得以悠哉遊哉、安逸輕鬆地在“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的準隱士狀態下度過了餘生，而同為大詩人的李白之晚年卻要慘淡清苦得多。

晚年的李白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雖然上次從軍無意之中站錯了隊，犯了一個幾乎致命的天大錯誤，但他自知沒有辜負過大唐，所以又動了北上臨淮從軍報國的念頭，無奈歲數不饒人，走到半路就因病返回了。之後，李白一直客居在族叔，當塗縣令李陽冰（著名書法家）家中，不幸在第二年的一個月夜因病辭世。

一直思念著李白的杜甫這時正在西川節度使兼成都尹的嚴武身邊任職。嚴武是杜甫好友嚴挺之的兒子，對他非常照顧，並且給皇帝上表舉薦他為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因此而被稱為杜工部）。嚴武鎮守西川的日子，是杜甫晚年最快樂的時光，“留連戲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