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老師沒教過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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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閹黨之後，崇禎帝親自選拔了一批大臣，還下詔甄別被魏忠賢殺害或削奪職權的官員，該平反的平反，該起用的起用，一時之間朝廷風氣耳目一新，京畿內外民心大快。

崇禎帝即位後，自奉特別節儉。他親自帶頭穿漿洗過的舊衣，將許多金銀製品都拿到銀作局化掉充餉。由於國家財政困難，他多次減少皇帝開支，遣散宮中大批宮女。崇禎帝沒有特殊嗜好，吃穿住用一概不講究，聲色犬馬統統不沾身。

崇禎帝的勤政超過了任何帝王，工作起來不分晝夜。平時白天在文華殿批閱奏章，接見群臣，晚上在乾清宮看奏章，軍情緊急時他連續幾個晝夜不休息。同時，一道道詔諭傳遍天下，罷除了為皇室服務的一切不急之役，與民休息；撤回了天下鎮守太監，嚴禁宦官干政，嚴禁官員結交太監；向邊鎮發去銀兩，安定軍心；戒諭官僚結黨，建立完備的監察制度。這一道道詔令在帝國臣民心中喚起了希望。

在用人方面，崇禎帝雖然沒有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但頗具慧眼，他提拔任用的袁崇煥、洪承疇、吳三桂、鄭成功、史可法等都是兼具文采武略，足以獨當一面的傑出人物。

崇禎帝是個有遠大抱負的皇帝，如果不是生在明朝末年，如果從他哥哥明熹宗手中接過的不是一個爛攤子，他可能會做出一番令人稱頌的業績來，但此時的明朝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治了，他的所作所為也就自然透出一種強烈的悲劇意味。

昏君行徑

崇禎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賢一事，顯然讓他對於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他在此後十餘年的統治中，事事獨斷，事事親為，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這樣，他的自信，慢慢地變成了自負，變成了剛愎自用，並進而一意孤行，一旦敗之，就文過飾非，拉過大臣當替罪羊，僥倖成之，則愈發自負，越陷越深。

陳新甲一案就充分體現了崇禎帝的虛偽、昏庸和冷酷無情。

松錦失守之後，崇禎便想和清軍議和，以便專心對付起義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皇帝籌劃講和。一日，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給陳新甲，催他儘快設法議和。陳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將密詔留在了書案上，陳家的書童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駐京人員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就拿出去交給各部門傳抄。這樣一來，皇帝暗中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譁然，立刻上奏章反對。崇禎帝無法抵賴，惱怒之餘下旨：陳新甲著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李自成破開封，烹殺福王），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被崇禎帝冤殺的大臣絕不止陳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幹正事的被殺，不幹正事的下場還好一點。一代名將袁崇煥是明朝後期最有能力、最忠君愛國的大臣，而他的結局也是最悽慘的。冤殺袁崇煥是崇禎帝犯下的最嚴重、最不可饒恕的錯誤。

當初，崇禎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煥的，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將整個對金（即後金，清朝前身）防務都交給了他。袁崇煥也沒有辜負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勁敵努爾哈赤在寧錦兵敗後連傷帶病鬱郁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極率領幾十萬後金軍繞道直撲明朝都城北京。鎮守遼西的袁崇煥得到情報，立即率領明軍趕到北京，與敵展開激戰。此時，魏忠賢的餘黨散佈謠言，說後金兵繞道進京完全是袁崇煥引進來的。皇太極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虜的兩個太監陷害袁崇煥，他在軍營中廣泛散佈與袁督師有約在先的謠言，並故意讓那兩個太監聽到，然後放了他們。這兩個太監回到宮中便把聽到的秘密訊息報告給了崇禎帝，昏庸的崇禎帝竟然深信不疑，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煥。兩個月後，後金軍隊撤走，崇禎帝下令將袁崇煥凌遲處死，從而自毀長城，導致明朝敗局一發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禎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禎。就在崇禎元年，陝西北部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一時間波詭雲譎，風起浪湧，大明王朝疲於應付，迴天乏力，除了內患，還有萬曆以來長期存在的外憂：後金汗國的不斷侵擾。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軍事領導特別是兵部尚書的職位就凸顯出來，變得異常重要，同時也尤其難當，而崇禎帝喜怒無常，動則委過與人的性格更使將領尚書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崇禎帝暴君的一面在此也顯露無遺。據說崇禎朝任兵部尚書或掛兵部尚書銜的先後近二十人中，除盧象升殉國，洪承疇降清外，竟全部先後死於崇禎的旨意。其中雖有幾個該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勞越大，死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