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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後，
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我寫的白話歪詩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不久，章士釗因為支援北京女子大學楊蔭樹校長，對激進的學生採取強制手段，並提交呈文要求停辦女子師範大學，引起了青年學生的不滿。
1925年5月7日，200多個學生在故宮神武門集合，一路高喊口號，浩浩蕩蕩地殺進了魏家衚衕13號。進步青年學生打算當面要與這位守舊的總長理論理論，質問他為何“摧殘教育，禁止愛國”。章士釗當時沒在家。學生便把氣撒向屋內的古董和門窗的玻璃，對他的住宅實行了強有力的階級專政。在這場鬥爭中，章士釗與魯迅代表不同的思想陣營，一個用手上那節又短又細的權杖，一個用手中那支又尖又利的毛筆，針鋒相對，章士釗最終敗下陣來，隨著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倒臺，章士釗離開魏家衚衕13號，去了天津。
章士釗也許是在夜晚離開的吧，黑夜可以掩蓋他的苦楚和失意。在對孔孟文化的一片喊殺聲中，他偏要為民族幾乎斷了氣的傳統文化針灸，使其復活為衝鋒陷陣的鬥士，無異於痴人說夢。
在一本書中看到如下一段話：“無論章士釗還是魯迅，無論選擇接受還是反抗，文人在亂世中都難有作為。章士釗的‘農業立國論’和魯迅的‘喊醒世人’之於那個時代，都是超前的，難為人理解的。世人對他們的全面解讀都是從他們過世後才開始的。”
“近日又有學者指出，儘管章士釗對女子師範大學一事處理過於武斷，但指責章氏一手導演‘三·一八’慘案卻有失偏頗。1925年，章士釗辭去了教育總長的職務，改任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一年後，慘案發生，這時不在其位的章士釗不可能授意武力鎮壓學生。”
人們有一種習慣性的思維定式：非此即彼，非對即錯。對於意識中感到有問題的東西，便蒙生斬盡殺絕的極端熱情。章士釗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一直保持著一個傳統文人應有的良心和清醒。在章士釗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並不比西方落後，中國近代落後的這筆爛賬，無論如何不應該讓傳統文化來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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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釗—難以馴服的老虎（3）
三
歲月的手太過霸道，拾起這本畫冊一頓亂翻。前一頁還沒來得及過細瀏覽，下一頁又嘩啦一聲掀了過去。
攢錢、置地、蓋屋、娶妻生子，是中國傳統人生的幾塊踏腳石，總得把立腳點放在這些事情上，才能把人生畫得圓滿。不過與新文化抗爭到底，一輩子不寫白話文的章士釗，在這方面倒表現得並不傳統。從他出生直到1960年經周恩來為他特批了史家衚衕24號宅院，這位年近八旬的耄耋老人，才結束了在朋友家搬來搬去，沒有自己一套房子的歷史。
從1949年到1960年，章士釗的家就安在北京東四八條54號朱啟鈐老友家裡。
1949年，作為南京國民政府和談代表的章士釗，在談判失敗後脫離代表團去了香港。後來章士釗受毛澤東之邀來到北京，被任命為全國政協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按道理他應該住在國家為他安排的四合院裡，而章士釗和家人住在朋友的北房和東房中，兩家共用一個廚房，居住很擁擠，連書都沒地方擺。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一住就十年，從來沒向有關部門提起過。
據章含之回憶，章士釗曾對女兒多次講過，他一輩子從沒有存款，但也從不缺錢。別人給了他錢，又轉手給了比他更為需要的人。
1919年前後，毛澤東為組織留法勤工儉學來到北京，住在北京豆腐池衚衕9號楊昌濟的家裡，毛澤東在這裡同章士釗相識。據說，章士釗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就告訴楊昌濟和在場的其他先生，說這個年輕人有帝王之相，絕非等閒之輩。其後不久，毛澤東來到上海為去法國留學生送行，急需籌措一筆資金。當時章士釗在上海參加“南北議和”會議。毛澤東冒昧地求上門去，章士釗為毛澤東籌措了2萬元大洋，解決了燃眉之急。
新中國成立後，清末、民國的遺老、遺少經濟上沒了來源，都很拮据。這些人來找章士釗時，他總是想方設法幫助。
看到章士釗樂善好施，“愛管閒事”，毛澤東便每年從自己稿費中拿出2000元，以“還賬”為由，給章士釗一些經濟補助。聽說是還賬，章士釗說什麼也不要。他要女兒轉告毛主席，當時的2萬大洋，不是他個人的，是他募集的。直到女兒向他轉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