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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第一次登臺公開學術的演講。馬寅初的觀點引起了經濟學界和最高決策層的高度關注。
在此之前，周恩來曾把馬寅初請進中南海，向國家領導人講授他的“控制人口理論”。毛澤東公開表態：“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的生產，完全可以進行研究試驗。這一條馬寅初講得很好！”
馬寅初把毛澤東的話當作上方寶劍，他不顧社會對他在1955年7月寫的《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的指責與批判，逆“社會主義是沒有人口問題”的潮流。在《文匯報》公開發表談話和在北大演講後，馬寅初又馬不停蹄的於1957年6月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把自己在北大的演講稿整理成書面發言稿，作為正式提案提交大會。7月5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
就在馬寅初和邵力子再次向一屆人大五次會議提出節制生育問題時，毛澤東的態度急轉直下，為了實現“大躍進，趕超英美”，以及應對可能爆發的戰爭，毛澤東只能打人口牌。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此時在這位曠世偉人的眼中是“小仁政”，同毛澤東的“大躍進，趕超英美”的“大仁政”比起來，顯然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有悖的。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寫道：“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情高，幹勁大。”
毛澤東當時雷霆萬鈞，一句頂一句，馬寅初到此應該勒馬。可他偏偏自行卸下寶馬的鞍子，甩開蹄子做了一頭“犟驢”。面對陳伯達、康生之流的公開點名批判，馬寅初在《新建設》雜誌上，除再次系統說明了他的基本論點外，還不識時務地提出應戰：“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論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看來，人口問題就像是長在國家嘴唇上邊的一個大爛瘡，浪費口水、無任何益處，但是馬寅初還是不管不顧地強當舌頭伸出去舔。
二
閱歷了“大躍進”、“反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無數政治運動的燕南園63號老宅，對歷史秉筆直書，任何人不得篡改，更無從賄賂。
在那個浮誇、指鹿為馬的年代裡，能夠堅持真理，敢拿生命作武器的人有幾個？
一輪又一輪的批判熱潮比箭矢還要尖利，燕南園家門口的大字報一張一張，比千層餅還熱乎。在北大臨湖軒的一次批判會上，康生親自上臺打擂：“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到底是姓馬克思的馬，還是馬爾薩斯的馬？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
面對康生和批判者們一片吠吠的###聲，馬寅初像一塊燒紅的鋼條，橫下心往板子上一撂，疾風暴雨的淬火當是使其至精至純的條件。
當主持人問馬寅初還有無話說時，他猛地站起來，吼道：“我馬寅初是馬克思的‘馬’！”
全場啞然。
馬寅初還不死心，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中，與康生、陳伯達等理論權威公開應戰。
“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一個特殊的人口問題，要調查、分析、研究，要用大量的有關資料來立自己，不能專憑教條來破別人的。毛澤東主席說過：真正的理論，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的理論。因此我重申我的請求。”
康生看過此文，暴跳如雷：“這個馬寅初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借學術為名，搞右派進攻！一定要在政治上把他批臭，批倒後調離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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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寅初—老馬識途（3）
馬寅初是站著離開北大校園的！在那個人不人鬼不鬼的年代裡，為了鼻子裡還能有一口熱氣，人們利索地學著彎腰、低頭、甚至下跪，可馬寅初一如既往地站著，他的本業就是研究人的問題，他比別人更明白一個人究竟該怎樣做，才能成全自己“人”的身份。
“什麼是北大精神？所謂北大精神，即犧牲主義也，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
馬寅初站在北大，站在《新人口理論》中。
三
1960年3月31日，被迫辭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回到了位於東城區東總布衚衕32號的家中。馬寅初不會想到，燕南園63號在“文革”時期竟成了聶元梓的辦公室。
這是一個獨立的院落，大門坐南朝北，過了甬道，便是一座二層小樓，樓後是一個長著樹木花草的幽靜庭院。這座房子是馬寅初到京任職後，由周恩來親自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