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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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貨物。這些地區不受蒙古體制的影響，其統治者和商人沒有采用共有制度來分配蒙古的貨物；而蒙古當局卻與他們建立起長期的貿易聯絡。正如蒙古在征服戰爭中表現的那樣，在其卵翼之下的附庸國，成為蒙古在商業上的有力競爭對手，他們開始取得印度洋地區貿易的支配權。

為把貿易延伸到蒙古政治勢力之外的新地區，蒙古人鼓勵一些臣屬地區特別是中國南部，向外移民並在外國的港口建立貿易點。縱觀整個蒙元王朝統治時期，上千中國人離鄉出海，到越南、柬埔寨、馬來半島、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島的沿海地區定居。他們大多從事航運貿易，像商人一樣往來於通向港口的江河上，但他們也逐漸地擴大到其他行業。

為更直接地通往歐洲市場，不再遠距離繞道南方的穆斯林國家，蒙古人鼓勵外國人在帝國邊緣的黑海沿岸建立貿易站。雖然蒙古人最初襲擊貿易點，但早在成吉思汗統治時期的1226年，他們就允許熱那亞人維持克里米亞的貿易站卡發，後來又增設一個站點塔納　。為保護這些陸海貿易站，蒙古人不斷追捕海盜和劫掠者。在1340年出版的一本商業手冊《貿易實踐》中，佛羅倫薩商人弗朗西斯科·白度西·佩戈洛蒂強調，通往蒙古契丹省　的道路“無論是在白天還是在夜晚，都是非常安全的”。

新貿易線路的開通，使因蒙古入侵而遭到普遍破壞的波斯、伊拉克的製造業聯為一體，也為中國的製造業創造機遇。蒙古人征服中國所產生的破壞力，遠小於他們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忽必烈迫切要求把傳統的中國陶器輸入上述市場，也需要將穆斯林和印度的技術廣泛地引入中國。透過共享分配，蒙古皇族控制整個歐亞大陸的大量產品，但他們要依靠商人階層運輸和出售這些陶器。蒙古人從武士變成了食利者，但他們卻沒有使自己變成商人的能力和顯著願望。

蒙古精英階層與貿易的緊密聯絡，表明他們與傳統的明顯決裂。從中國到歐洲，傳統的貴族一般都鄙視商業活動，認為它們是有損尊嚴的、骯髒的，而且通常認為它們是不道德的；工商業的重要性被列在入仕和信教之下。而且，這一時期的歐洲處於封建社會，其經濟觀念就是，每個國家應該自給自足，還有，每個領主的領地應該儘可能實現自力更生。留在領地內的任何貨物，不是為耕地農民換取其他物品，而只是為貴族家庭或教會購買珠寶、宗教聖物和其他奢侈品。封建統治者總是利用農民來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生產糧食、栽培樹木、製造工具、紡織布匹，他們幾乎不可能為農民去交易。在封建制度下，對輸入物品的依賴，標誌著一個家庭的破產。

傳統的中華王國在數個世紀的抑商環境下運作。他們邊界上的城牆，成為限制貿易的重要手段，事實上也是保持國家財富完整並將其留在城內的重要手段。對這些統治者來說，放棄商貿物資就等於向鄰國進貢，他們企圖儘可能避免出現如此情況。商人的地位僅高於盜賊，這是中國文化的偏見，蒙古人直接衝擊這種偏見，他們正式把商人排在所有宗教和職業之前，僅次於政府官員。儒家學者的地位迅速跌落，蒙古人迫使他們從傳統中國社會的最高層下降到社會的第九等，即在妓女之下，僅高於乞丐。

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蒙古人認識到，在某地習以為常和理所當然的東西，在另一地就成了異乎尋常和有銷售潛能的物品。十三世紀後期的幾十年成為狂熱地尋找新商品的時期，這些新商品能在不斷擴大的蒙古商業網內出售，或者用來交換舊商品，再以新的途徑將舊貨銷售。從染料、紙張和麻藥到開心果、爆竹和毒藥的每一樣東西，都有潛在的買主，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而蒙古官員似乎必須找到那些可能成為買主的人及其居處。為適應市場的整體需求，中國的蒙古工場最終不僅要為世界市場生產傳統的中國瓷器、絲織工藝品，而且還要為專門市場增加全新的品種，包括製作刻在象牙上的聖母瑪利亞像和幼年基督像，出口給歐洲。

蒙古人促進貿易的發展，透過徵收地方上的產品，併為它們找到國際市場，蒙古人引進許多新的紡織品。這些紡織品的來源仍可以從它們名稱的語源上看出來。有一種特別平坦光滑的絲綢，在西方稱之為“satin”（綢緞），它的名稱取自於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馬可·波羅就是從那裡啟航回國的。還有一種高檔的裝飾布料，叫做“damask　silk”（錦緞），其名稱來源於大馬士革城（Damascus），大多數從波斯伊利汗國來的商隊都要途經大馬士革去歐洲。馬可·波羅提到另一種產於摩蘇爾（Mosul，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