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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講的正式的話，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場合講的非正式的話，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場合吵夠了，在下面可以稍稍客氣一些，有些資訊，雖不入記錄， 卻可更直接地傳遞給對方。 為了給緊張的磋商創造一點寬鬆的氣氛，我特意邀請伊利切夫及其隨行人員一同遊覽密雲水庫，到那裡呼吸新鮮空氣，賞景嚐鮮，並增加雙方的交談和接觸。伊利切夫說他以前去過那裡，只吃過魚，但沒在那兒釣魚。看來，他心存疑慮，有點擔心怕我們引他上鉤。但他感謝我的邀請，說這樣可以給他時間考慮考慮磋商中的問題，以便答覆我們。 遊覽水庫那天，秋高氣爽，風和日麗，觀千頃碧波，看鳶飛魚躍，令人心曠神怡。在品茗賞景之時，我對伊利切夫說，希望蘇方能正確理解我方的意見，中方發言中有新東西。比如，在減少中蘇邊境地區的武裝力量問題上是雙方承擔義務。在蘇聯從蒙古撤軍問題上，我們提出應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我們只是要求蘇聯促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並不涉及蘇聯與越南之間的雙邊關係。蘇聯支援越南侵佔柬埔寨，不僅使印支地區局勢緊張，而且也給蘇聯造成沉重負擔。解決這個問題對蘇聯、對越南都只有好處而無損害。我們不理解蘇聯方面在這個問題上究竟有什麼困難。 伊利切夫斂容細聽，顯然聽懂了我的話，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礙”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和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途徑。但他毫不鬆口，只是重申了蘇方對“三大障礙”問題的一貫立場。儘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這裡有什麼“圈套”，被視為雙方討論過消除“三大障礙”問題，一再宣告“今天是非正式交談”，建議今後磋商中“雙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談話內容”。 中蘇兩國政府特使第一輪政治磋商是一場互相摸底的前哨戰，雙方可以說是爭吵不休，翻來覆去，各說各的，沒有大的進展。但這次磋商啟動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程序，標誌著不對話狀態的結束，預示著兩國關係將由長期緊張轉向長期對話。  
打持久戰（1）
中蘇第二輪政治磋商於1983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在會談中， 雙方在探尋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依舊各說各的，在實質問題上沒有找到任何共同語言。 在這次磋商期間，我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會見和交鋒頗具意味。葛羅米柯擔任蘇聯外長達 27年之久，從斯大林到契爾年科，歷經五代蘇聯領導人，人稱“不倒翁”。他有著一副西方人所說的“撲克牌面孔”，就連聽人說話時也面無表情。不論什麼場合，他都顯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鬥，似乎隨時準備跟人進行一場外交角鬥，也被西方記者形容為是一位“說‘不’的先生”。 會見時，他竟接過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脅的主張，令人驚奇地聲稱，此點可成為兩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重要基礎。接著，他大罵了一通美國人，說美國人不可信，又說美國要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里根總統要從地球上剷除社會主義，並以教師爺的口吻說，中國完全可以從美國推行的消滅社會主義的政策中，推匯出應該同蘇聯還是同美國建立何種關係的結論。 當時，他年事已高，有點倚老賣老，我對他的這番議論做了簡單明確的回應。我說：“談到國際上的緊張局勢，這是客觀存在。我想在這種形勢下改善中蘇關係不僅符合中蘇兩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亞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於談到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同美國進行過長時期的較量，我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資格講話，知道如何同美國打交道。”葛羅米柯一時語塞，顯得有點尷尬。 此後，中蘇兩國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兩次，分別在北京和莫斯科輪流舉行。這是一場馬拉松式談判，是韌性和毅力的較量。我們始終堅持只有排除障礙才能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 的原則立場，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駁斥蘇方一成不變的論點，破除蘇方的幻想，力促蘇聯在消除障礙問題上有所作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結束第八輪政治磋商，雙方仍沒在“三大障礙”問題上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不過，磋商得以繼續下去，保持了一個溝通的渠道，客觀上對中蘇雙邊關係起著推動作用。 回想起來，磋商沒有取得具體進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間，蘇聯國運不昌，幾乎每一兩年就要死一位領導人，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羅波夫（1984年2月9日）、契爾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繼病逝。據說，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個小時，打打電話，無法正常視事。接任的安德羅波夫，人聰明而精幹，當過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況，想有所作為。他痛感蘇聯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