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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倫，瀆亂甚矣（這些指斥，按照儒家倫理，確實都有根有據）。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儀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
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乃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到了清朝，“胡虜”終於打破這一怪圈，長達二百多年的“運”）。
當此之時，天運迴圈，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近代孫中山的檄文，就借鑑了這幾句）。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告訴大家，只有我老朱才是正統，別的軍閥都是刮民殘眾的賊寇）。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猶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揹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羶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等其體之（高揚民族主義大旗，以聖明天子自居，在道義方面佔領了制高點）。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北伐，從精神層面上講，朱元璋非常有優勢，何者，他以漢人為正統，以民族主義為號召，在標榜“天命”的同時，自稱是前去驅除“胡虜”，從道義上就明顯佔據了“上風”。
而且，老朱在檄文最後也留個“尾巴”，表示只要“胡虜”諸族規規矩矩不反抗，一樣可以寬大處理，成為大明順民。
其實，早在元順帝至正十九年（1359年）秋，聽說察罕帖木兒平汴梁、定山西，盡有秦隴之地，老朱當時嚇得心驚肉跳，忙派人從方國珍處搭船入海繞道去北方，偵察形勢。不久，他在兩年後正式派汪河去察罕帖木兒處，明朝史書都講是去“通好”，實際上是老朱派人攜厚寶向元朝稱臣。
天不祚元，最有能力中興元朝的察罕帖木兒被紅巾軍降將王士誠刺死，其勢遂衰，雖然其義子王保保（擴廓帖木兒）驍善能戰，卻無其義父的政治遠略。所以，當王保保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春派人攜書來“通好”時，老朱態度大變，拘其使節不遣。
元朝方面，亂成一鍋粥。自孛羅帖木兒與擴廓帖木兒兩軍開始“內戰”，一直到李思齊、貊高、王保保等人在晉地廝殺，整整八年過去，元朝的正規軍與雜牌軍一直在北方相互絞纏，殺得你死我活。正是由於這樣，江南的朱元璋才能從容放開手腳，先後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陳友定等人。除江南地區外，湖南和兩廣也盡入朱元璋手中。
在北方元軍諸部人腦子打成豬腦子自相殘殺正酣時，至正二十七年底，朱元璋正式開始了北伐。這位要飯花子出身的爺們兒很有遠略，他並不主張直搗大都，而是這樣向諸將佈置：
“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遮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矣。”
於是，明軍（兩個多月後的至正二十八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才建立“大明”，此時應稱為“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