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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軍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標自然是洛陽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寵妃鄭貴妃所生，他在當時幾乎奪了明光宗當時的太子之位。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與此人與其母大有關係。
萬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愛子為福王，婚費達三十萬金，在洛陽修蓋壯麗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費。億萬錢財，皆入福王藩圍，神宗皇帝一次就賜田四萬餘頃。就國之後，福王橫徵暴斂，侵漁小民，千方百計搜刮，壞事做絕。崇禎即位後，因這位福王是帝室尊屬，對他很是禮敬。
這位重達三百斤的肥王爺終日閉閣暢飲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韜光養晦吧。陝西流賊猖熾之時，河南又連年旱蝗大災，人民相食，福王不聞不問，仍舊收斂賦稅，連基本的賑濟樣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徵兵隊伍行過洛陽，軍士兵紛紛怒言：“洛陽富於皇宮，神宗耗天下之財以肥福王，卻讓我們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賊手，何其不公！”
當時退養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多次入王府勸福王，勸他說即使只為自己打算，也應該開府庫拿出些錢財援餉濟民。福王與其父明神宗一樣，嗜財如命，不聽。
崇禎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軍以大炮（拋石機）攻洛陽。畢竟洛陽城極其堅固，農民軍攻了整整一個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內有數百明兵在城牆上縱馬馳呼，城下農民軍響應。於是，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揮守城的王胤昌綁在城上，準備獻城投降。
總兵王紹禹聞訊，急忙趕來諭解。譁變士兵大叫：“賊軍已在城下，王總兵您又能把我們怎樣！”一時間叛兵動手，殺掉守城明軍數人，不少人因驚墮城。
城外農民軍見狀，趁亂蟻附攀城，譁變的明軍伸手引梯，洛陽即時陷落。王胤昌見勢不妙，掉轉馬頭就跑（崇禎帝把他逮捕，凌遲於市）。
巨胖福王與女眷躲入郊外僻靜的迎恩寺，仍舊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腳快，縋城逃走，日後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權”。
別人逃得了，福王沒有這福分。很快，他就被農民軍尋跡逮捕，押回城內。半路，正遇被執的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呂尚書激勵道：“名義甚重，王爺切毋自辱！”言畢，呂尚書罵賊不屈，英勇就死。
福王熊包一個，見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頭如搗蒜，把腦袋磕得青紫，哀乞饒命。
李自成也笑，看見堂下跪著哭喊饒命的三百斤肥王爺，他靈機一動，讓手下人把他綁上，剝光洗淨，又從後園弄出幾頭鹿宰了，與福王同在一條巨鍋裡共煮，名為“福祿宴”，與將士們共享。
農民軍中各行各業能手應有盡有，幾個昔日大廚子出身的兵卒聞言踴躍，持刀上前，輕刮細剃，先把福王身上毛髮盡數刮乾淨，然後拔去指甲，以藥水灌腸排去糞便。裡裡外外弄乾淨後，送大閘蟹一樣把他放入大鍋中慢燉，笑看他在白湯佐料間上下翻滾，肥肉與鹿肉齊飛，湯水共花椒一色，終成一頓美餐。
事後，李自成手下搬運福王府中金銀財寶以及糧食，數千人人拉車載，數日不絕，皆運空而去。
洛陽、襄陽連陷，二王被殺，身在湖北沙市督軍的楊嗣昌驚悸異常，畏罪服毒自殺，時年五十四。
《明史》中記載他“不食而死”，又有筆記講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確切。失陷兩藩，他自知再無生路，只能一死了之。
其實，楊嗣昌不可謂不勤奮，但屬幹吏小才，行事過於繁碎，一切軍情大小事情均親自料理，千里待報，坐失機會。他掌兵柄數年間，陷盧象升於死，排壓孫傳庭，擠兌洪承疇，加餉殘民，實際上自絕明朝國脈。
事聞朝廷，崇禎帝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還以“剿賊功”追贈他為太子太傅。清初，其子楊山松不是省油燈，又作《孤兒籲天錄》，極力掩辯，謂其父乃正常病亡，不是畏罪自殺，想左右寫《明史》的清朝史官看法。可幸“館臣未受其誤（導）”，並未把楊嗣昌描寫成“有勞無過”的忠臣。
日後，張獻忠攻陷武陵，把楊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棄，派兵士用大刀把楊嗣昌夫婦屍體大卸八塊，然後用棺木焚燒。
佔據襄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