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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
事易時移，十九世紀中晚期清軍名將僧格林沁與英法聯軍交戰，仍舊使用這種不要命的“奮勇直前”戰法，但僧格林沁不抵“馬克沁”，兩三萬清兵騎兵在西洋連發機關槍下落葉般墮地而亡。所以，如果明軍熱兵器在當年有“馬克沁”機槍一半的威力，“後金”可能早就成為歷史名詞。
薩爾滸大戰，後金僅僅以傷亡五千的微弱代價，打敗了十二萬明朝的精銳部隊，並殺掉了其中的一半人。
在明朝“九邊”中，遼東稱為“九邊之首”。由於遼東位於京師左翼，故又稱“遼左”。遼東疆域極闊，其東隔鴨綠江與朝鮮相鄰，西至山海關接引京師，南至旅順口與登、萊二州隔海相望，北轄開原、鐵嶺控白山黑水，東西一千餘里，南北一千六百里，一面阻海，只有山海關一線與內地相通。
如此巍巍雄藩，明朝在這麼山川肥美的地方竟然未設州縣，只有於開原、遼陽兩處設立州治，其餘皆歸衛所管轄。
當初明朝的考慮，是因為遼東華夷雜糅，主要注意力在於“北虜”的殘元勢力，對於“東夷”女真人主要以“撫”為策，想使“二虜”互攻，坐收漁利。
特別疏忽的是，明政府對於遼東地區一直沒有積極開發，沒有執行大規模移民實邊的工作，致使此地防禦體系脆弱。如果早早安插些“兵團”在其中，控制險隘要地，日後也不會如此狼狽。
遼瀋大戰——多事之秋的沮喪
薩爾滸大戰後，經略楊鎬被免職，明廷擢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至此，熊廷弼開唱他的悲劇主戲。
熊廷弼，字飛百，江夏人（今湖北武漢），萬曆二十五年鄉試第一，二十六年進士及第。此人身長七尺，有膽知兵，能在飛馳中縱馬左右開弓，絕對是文武奇才。但此人又是百分百武漢人性格，“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他在萬曆三十六年時，曾經巡按遼東，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督民屯田，繕建城堡，核軍實，絕賄賂，整肅軍紀，大得軍民之心。
楊鎬喪師敗績，明廷因熊廷弼有遼東工作經驗，派他代替楊鎬為遼東經略。他本人還未出京，開原亡陷的訊息已經傳來。聞此訊，熊廷弼憂心忡忡，上奏表言：“遼左乃京師肩背，河東乃遼鎮腹心，而開原又為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奴酋（指努爾哈赤）未破開原時，北關（葉赫）、朝鮮猶足為其腹背之患，今其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朝鮮不敢不從。建奴既無腹背之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朝廷速遣將士，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帝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誤臣、誤遼、兼誤國也。”
如此激動冒上之語，明神宗均報允，並賜其尚方寶劍。
可嘆的是，熊廷弼剛一出關，鐵嶺失守訊息傳來，瀋陽及附近各城堡軍民一時逃竄，遼陽洶洶，人心極亂。
熊廷弼臨危制亂，星夜兼程往遼東急赴，祭奠死節將士，斬殺懦怯逃將，並劾罷總兵李如楨。
然後，他督促兵士製造戰車、修復城堡防禦設施，請求朝廷調十八萬大軍，分佈於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等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為堵御，大敵互為應援。並挑選精騎尖兵，乘間殺入後金部落，更番襲擊，以使對方疲於奔命。
在他一系列計劃得施之後，遼東守禦已經形成體系。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秋，努爾哈赤部隊完全平滅葉赫女真。審時度勢之後，熊廷弼只得退守遼陽堅城，準備以堅守為大計，先保證城池不失，然後漸謀進取。
本來朝廷已經批准其計劃，但熊廷弼在朝中招來小人，使他不能安位。戶科給事中姚宗文昔日是熊廷弼好友，丁憂回朝後想補官，但一直未補上。於是，他就想假稱自己有招徠蒙古部落的功勞，屢屢上疏，均不得報。計窮之餘，他就給老友熊廷弼寫信，讓他這位勢振一時的遼東經略代為己請。熊廷弼當時正忙於遼事，沒顧上此事，結果使姚宗文大為怨恨。
不久，姚宗文在吏部重新得官，以朝廷特派員身份赴遼東閱視軍情，自然與熊廷弼意見多左，二人嫌隙日深。
此外，遼東當地人出身的御史劉國縉以兵部主事身份協助熊廷弼在遼東募兵，他主張招募兵士以遼人為主，結果，招兵一萬七千人，未幾大半逃散。熊廷弼把此事奏聞朝廷，劉國縉深恨。
而這位劉國縉，與姚宗文一樣，昔日在朝中和熊廷弼同為言官，三人意氣相得，終日以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