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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其說把家當成酒店是大多數男人的通病，不如說大多數男人其實都有這樣一個相同的夢想——把酒店當做家。
人生如寄——如果人生是一筆不斷在遞增和遞減中起伏不定的財富，那麼，家是存錢罐，酒店就是銀行的保險箱；如果人生是一件有細軟有輜重並且在漫長旅行中不斷被遺失和尋獲的行李，那麼家就是儲藏室，酒店就是機場車站的行李寄存處。
人生就是存在，“寄”只是存在的一種方式。或零存整取，或整存整取，家居的人生都是“存”，有戶頭的，帶有儲蓄的性質，酒店的人生卻是“寄”，只是匯款狀態下的“寄存”，無存亦無取，永遠的銀貨兩訖。人生又如貨，居家如買斷，酒店如寄售；人生是信札，居家如面呈，酒店如付郵；人生是一所學校，居家如辦校董會，酒店如做寄宿生，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擋兵的將，囤水的土，便是酒店。
居家的人生如置業，選擇、定金、合約、首期的、按揭、裝修、傢俱……手續繁複，將人生寄存於酒店，以上全免，只是開房。
湯顯祖嘗言：“人之視蟻，細碎營營，去不知所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為居食事爾……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像執為吾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按照這種高度悲觀主義的看法，所謂的“家”根本就不是“可到”的彼岸，只一幻象耳，一個洞，比梁朝偉在吳哥窟玩味過的那個洞還要虛妄。人住的地方的確就是一個洞，與其說這是一個萬家燈火的繁華城市，不如視之為一個個燈火通明的洞穴。不過在我這樣一個庸俗的物質化悲觀主義者看來，那些穴並不存在於“虛空中”，它們都實實在在，有名有姓，一個蘿蔔一個坑，甚至寸金尺土。問題只是在於家居，還是寄居。我們即便都不得不做營營役役的“湯顯祖之蟲”，區別仍然在於是做挖穴築巢的工蟻，還是隻做一條來去自由的寄生蟲。
劉少奇說過，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就中國船舶工業當時的技術水準和所處的客觀環境而言，即使這未必是多麼高明的戰略思想，至少也是相當有生意眼光的。然而，在居住的問題上，當我們大多數人都已跟與生俱來的小農意識徹底了斷，並欣然接受（ 或被迫接受）了“造房不如買房”，個別人卻正在以酒店化生存的方式實踐著“買房不如租房”，這個時候，後者便理所當然地會遭到前者的懷疑：他們是高人還是蠢貨，進步抑或反動？
酒店化生存無疑是免不了道德批判的。父執輩多數會指責這些人缺乏責任感，對己對人都不負責，他們的生意夥伴以及異性朋友則會懷疑他們的實力和誠意，至於他們的同齡同性，心理活動便要複雜得多。這一點，凡是以出差、旅行等方式出現的“間歇性酒店化生存者”們自然心裡有數，這裡便不細說了。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也不得不佩服“酒店化生存者”的勇氣，那是一種不無邪性的勇氣，懶人的勇氣。一個人在死到臨頭的時候或許可以有“視死如歸”的大無畏，要是在平日，卻不一定有把自己寄託給酒店的那種“賓至如歸”的勇敢。
如果生存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家居是堡壘的攻防，酒店就是游擊戰。後者的戰術精要，按切·格瓦拉在《 游擊戰法 》一文中的說法：“為了求生存，一支剛開始不久的遊擊軍隊必須依循三個條件：不斷的機動性、不斷的警戒、不斷的猜疑。”這已經不止是戰法和戰術，而且還是戰略，因為酒店化生存的精神本質，就是對現世的價值保持一種“機動性、不斷的警戒和不斷的猜疑”。“夢裡不知身是客”是家居者的哀怨，對於酒店化生存者來說，只有時時刻刻地意識到並且保持著“身是客”的地位，才能獲得機動，警戒者猜疑的能力，或者說，客觀。酒店化生存又是一種拒絕的姿態，它拒絕婚姻，拒絕家庭，拒絕後代，拒絕以上述三者為核心而構成的社交關係。他們是“飄一代”的升級版本，富有的“流氓”，都市的遊牧民族，精裝的吉普賽部落。
有哪一位大俠是住在自己家裡的？非住不可的話，朋友家再好，卻終非久留之地，正常的解決方案，就是找一家客棧住住。遊蕩是俠客所習慣的移動方式，他們也不是無家可歸，只是“視歸如死”。
其實，在“擺脫家務瑣事”這樣的語境裡，酒店化生存似乎變成了男性的反抗。早期的女權主義者將“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傳統戰法簡化為一個“走”字，然而娜拉出走，去向不明，後來便增加了“一間自己的房子”以策後路。現在好像輪到了男性出走，目的地，無非就是徑自進酒店去開“一間自己的客房”。托爾斯泰在1910年10月28日凌晨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