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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著自己，說：“不是被束縛，是生錯了時代。”“你說得對，”特麗莎若有所思地說，“我丈夫正是這樣說我的。”
26
托馬斯整天都呆在醫院，把她孤單單地留在家裡。不過，她至少還有卡列寧，可以帶著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裡了，她想埋頭啃啃德文和法文語法，但她感到沮喪，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從莫斯科回來後的廣播演說。她完全忘記了他的話，卻仍然記得他那戰戰兢兢的聲音。她想著那些俄國士兵怎樣在他自己的國家裡逮捕了他，一個獨立國家的領袖，把他扣押在烏克蘭的山裡達四天之久，揚言要處死他——正如十年前他們也要處死匈牙利的納吉——然後把他趕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臉，換襯衫戴領帶，告訴他作出決定方免一死，訓示他再三考慮自己國家首腦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對面，難命是從。
他回來了，帶著恥辱，對他羞恥的民族講話。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說不出話來。特麗莎總是忘不了他講話中那些可怕的停頓。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們麻醉了他？還是僅僅沒有了信心？如果說杜布切克沒有給人們留下什麼，至少那些上氣不接下氣的可怕的停頓，那些面對著全國聽眾的喘息，留在人們心中了。這些停頓記下了降臨這個國家的全部恐懼。
入侵後的第七天，她在某報編輯部裡聽到了逐個講話。編輯部一夜之間便變成了一個抵抗組織。在場的每個人都恨杜布切克，譴責他的妥協，為他的恥辱感到恥辱，被他的軟弱所激怒。
但這幾天在蘇黎世的思索，使特麗莎不再對他反感了，“軟弱”這個詞聽起來也不再成其為結論。任何人面對強手都是軟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樣體魄強壯的人。那種看來無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時極端軟弱，那種格特麗莎與托馬斯趕到這個國家來的軟弱，現在突然吸引著她。她知道自己是軟弱的，她的營壘是軟弱的，她的祖國是軟弱的，她不得不忠於它們，準確地說就因為它們軟弱，軟弱得講話時上氣不接下氣地呼呼喘息。
她發現自己象被暈眩征服一樣，又被這種軟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為感到自己軟弱。她又開始嫉妒，手又開始顫抖。托馬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樣握住她的手，用力撫摸著使它們平靜。她卻把手抽出來。
“怎麼啦？”他問。
“沒什麼。”
“你要我怎麼辦？”
“我要你變老一些。老十歲。老二十歲！”
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變得虛弱一些，與我一樣虛弱。
27
卡列寧不喜歡變動，對搬往瑞士並不歡天喜地。狗的時間不能標繪成直線，不是連續運動依次前推，倒象鐘錶時針那樣繞圓圈推移——它們也都不願意圈狂地向前跳躍——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著同一軌跡執行。在布拉格，托馬斯與特麗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動一下花瓶，卡列寧都顯得不高興，因為這打亂了他的時間感覺，正如隨意改變鐘面刻度來愚弄指標一樣。
不過，他還是在蘇黎世的住宅裡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舊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們問候早安，上午陪特麗莎逛商店，還要露一手顯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樣勝任。
他是他們生活的計時器。絕望的時候，她總是提醒自己，為了他也必須挺下去。因為他比她更軟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們離棄了的家園更軟弱。
有一天他們散步回家。電話鈴響了，她拿起話筒問是誰，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用德語找托馬斯，語氣不耐煩，特麗莎感到有一種嘲弄的味道。她說托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電話那一頭的女人笑了，連再見也沒說就接上了話筒。
特麗莎知道這說明不了什麼。這也許是醫院的一個護士，一個病人，一個秘書或別的什麼人。但她仍然心煩意亂，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隨後，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裡的最後一點氣力：絕對不能忍受這絕對無所謂的枝節。
在一個陌生國家裡生活就意味著在離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鋼絲，沒有他自己國土之網來支撐他：家庭，朋友，同事。還有從小就熟悉的語言可幫助他輕
易地說他想說的話。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種心靈需
要時，她才依靠托馬斯；可現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這裡他拋棄了她，她怎麼辦？她一輩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懼中生活嗎？
她對自己說：他們的結識一開始就是一種錯誤。腋下的那本《安娜。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