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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沉默了下來。托馬斯的兒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馬斯從孩子的臉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著自己的嘴結結巴巴是多麼奇怪。
“你知道,你寫得最好的,是什麼嗎?”孩子繼續說,而托馬斯只能看到他說話付出的努力。“你對妥協的拒絕,你那些,我們都已開始失去了的,善惡分明。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內疚意昧著什麼。殺人犯的藉口,是母親不愛他們。可是,你突然出來說:沒有什麼藉口。沒有人的靈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純潔,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就自己懲罰了自已。”
托馬斯把視線從兒子的嘴上拉開,努力想投向那編輯。他有些惱怒了,象是跟他們爭辯起來:“但這統統是誤解!善惡的分野徹底給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懲罰什麼人。懲罰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的人是野蠻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話是美的,但把它弄成這個樣……”他有很多話要說,但突然記起這地方也許安裝了竊聽器。他沒有絲毫野心要讓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來廣徵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尋章摘句。這不正是他們要從他這兒得到的麼?不正是對那篇文章的譴責嗎?他不願意把這一思想從自己嘴裡餵給他們。除此之外,他還知道在這個國家裡,任何時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廣播。他閉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麼東西使你改變了主意。”編輯說。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麼東西使我寫了個東西。”托馬斯馬上想起來了:她象一個放在草籃裡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床邊。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書,追隨那些羅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現在,她又與他在一起了,他看見她用紅頭巾把烏鴉包起來擁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靜下來,似乎在告訴他,特麗莎還活著,與他住在同一座城市裡,其他什麼都是無所謂的。
這回是編輯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畢竟也不喜歡那種懲罰觀念。”他笑著補充,“我們不是為了懲罰而呼籲懲罰,是要用懲罰來消滅懲罰。”
“我知道。”托馬斯說。幾秒鐘之後,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卻是完全、絕對毫無用處的事(因為這不能幫助政治犯),還是一件使他不高興的事(因為這是那兩個人壓著他乾的)。
“簽字是你的責任。”他兒於幾乎是在懇求。
責任?他兒子向他提起責任?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麗莎的幻影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他記起特麗莎用手臂抱著那隻烏鴉,記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記起她的手又開始顫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個偶然性的產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經痛帶來的果實;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對立面——是他唯一關心的東西。
為什麼竟然去想什麼籤還是不籤?他的一切決定都只能有一個準則:就是不能做任何傷害她的事。托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麗莎幸福。他甚至並不能真正做到那一點。但如果他在請願書上簽名,可以確信,密探們會更多地去光顧她,她的手就會顫抖得更加厲害。
“把一隻半死的烏鴉從地裡挖出來,比交給主席的請願書重要得多。”他說。
他知道,他的話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無窮。他感到一種突如其來、毫無預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襲來。當年他嚴肅地向妻子宣佈再不希望見到她和兒子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闊醉。他送掉那封意昧著斷送自己醫學事業的文章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對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願意做的事。
“對不起,”他說,“我不簽名。”
15
幾天後,他從報紙上讀到了有關請願書的一些文章。
當然,那些文章裡,沒有一個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禮地呼籲釋放政治犯。沒有一份報紙引用那篇短文的隻言片語。相反,它們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嚇之詞,談著一份旨在為一場新的反社會主義運動奠定基礎的反政府宣言。它們還列舉了所有的簽名者,每個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馬斯起雞皮疙瘩的誹謗與攻擊。
這並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當局組織的公開活動(會議、請願、街頭聚眾),都理所當然地視為非法,所有參與者都會陷入危險,這已成為常識。但是,也許這會使托馬斯對自己沒有為請願簽名更加感到歉疚。他為什麼沒有籤?他再也記不起是什麼原因促成了他的決定。
我再一次看見他,象小說開頭時那樣出現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過庭院落在那邊的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