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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所有的演員都彼此相似——無論她們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當演員的人，從小就願意把自己展示給一個隱名的公眾以至終身。這種願望與天資無關，卻比天資要深刻。沒有這種基本的願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員。同樣，一個當醫生的人願意畢其一生與人體以及人體的疾病打交道。這種基本的願望（不是天資與技巧），使得他從醫學院的第一年起就敢於進入解剖室，而且能堅持在那裡度過必要的漫長歲月。
外科把醫療職業的基本責任推到了最邊緣的界線，人們在那個界線上與神打著交道。一個人的頭部被棍子狠狠擊中，倒了下來，然後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總會停止呼吸的，殺人只是比上帝親自最終完成使命提早了一點點。也許可以這樣假定，上帝對殺人還是早有考慮的，卻不曾對外科有所考慮。上帝從未想到有人膽敢把手伸到他發明的裝置中去，然後小心包合面板使之不露痕跡。當年，托馬斯面對一個麻醉中睡著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術刀放在他的面板上果斷地切開一道口子，切得準確而乎整（就象切一塊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簾），他體驗到一種強烈的褻瀆之感。隨後，他再一次覺得有一種東西吸引他這樣做！正是那種深深紮根於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這種精神的根源蒂固並非出於偶然，絕非什麼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更不是任何別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費了這麼多精力的東西，他現在怎麼能如此迅速、堅決而且輕鬆地給予拋棄呢？
他會說，這麼做是為了不讓警察纏著他。然而坦白地說，這種解釋即使在理論上講得通，警察要把一個帶有他簽字的假宣告公之於眾實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數樁這樣的事發生過）。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有權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發生的危險。還可以說，托馬斯對自己的笨拙惱火，想避開與警察的進一步接觸，避免隨之而來的孤立無助之感。我們還可以說，他反正已經丟失了職業，小診所裡機械的阿斯匹林療法與他的醫學概念毫無關聯。儘管如此，他這樣匆匆忙忙地作出決定，在我看來仍然是很奇怪的。這裡是不是還深藏著什麼別的東西？深得逃離了他理智的東西呢？
8
托馬斯透過特麗莎漸漸地喜歡起貝多芬來，但對音樂還是不甚瞭解。我懷疑他是否知道，在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這一主題之後，藏著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德門伯斯徹的人欠了貝多芬五十個弗羅林金幣。我們這位作曲家長期來手頭拮据，那天他提起這筆帳，德門伯斯徹傷感地嘆了口氣說；“非如此不可嗎？”貝多芬開懷大笑道：“非如此不可！”並且草草記下了這些詞與它們的音調。根據這個現實生活中的音樂動機，他譜寫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輪唱：其中三個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個人插進來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錢來！）
一年以後，這一音樂動機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後一部四重奏的第四樂章裡，作為基本動機重現了。那時候，貝多芬已經忘記了德氏的錢，“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較之從前莊嚴得多的情調，象是從命運的喉頭直接吐出來的指令。用康德的話來說，連“早上好”一詞用適當的聲音讀出來，也能成為某種形而上命題的具體表現形式。德文是一種語詞凝重的語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戲謔，它已成為“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艱難或沉重的決心）。
貝多芬把瑣屑的靈感變成了嚴肅的四重奏，把一句戲謔變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個輕鬆的有趣傳說變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門尼德的說法，積極變成了消極。然而，相當奇怪，這種變化並不使我們諒訝。換一個角度看，如果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嚴肅變成關於德氏債款那無聊玩笑般的四聲二部輪唱曲，我們倒會感到震驚。假如他這樣做了，那麼他的做法例與巴門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變成了輕，也就是，消極變成了積極！開始（作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觸及偉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後（作為一首成功的傑作），卻落入最瑣屑的戲言？但我們再也不知道怎樣象巴門尼德那樣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嚴厲、莊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長期以來一直使托馬斯暗暗惱火。他懷有一種深切的慾望，去追尋巴門尼德的精神，要把重變成輕。記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與第一個妻子以及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