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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恢復名譽後，欽定《逆案》，詔示天下，一百多從閹官員名列其中，閹黨勢力幾近滅頂。可是，閹黨中漏網分子也有不少，他們一直在朝野中蠢蠢欲動，時刻欲翻逆案。
崇禎二年，太倉學者張溥成立“復社”。這個團體，本來是為了“復興古學”而成立的文學團體，但日趨壯大，江南地區各文學、政治團體紛紛加入，名人薈萃，吳偉業、黃宗羲、陳子龍等大批宿儒名士聯袂而入，一時間聲名大噪，顯然是東林一系的延伸。當時的首輔溫體仁特別討厭東林黨人，藉機打擊復社，疏奏張溥等人結黨不法，遙控朝政。
張溥見情勢不妙，就主動找到宜興人周延儒（此人原為東林黨人的對頭），鼓勵他再返北京，從溫體仁手中奪回首輔之位。周延儒藉助東林（復社）之力，最終回北京重返相位，悉反溫體仁時代之政，並召回被罷斥的倪元璐等人（當然，周延儒本人並非君子，所以在《明史》中此人列於《奸臣傳》）。
周延儒再相事件，明白無誤地表明，復社已經全然不是個什麼文學團體，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股政治力量。這也說明了晚明黨爭的如火如荼。黨爭，並非僅僅是正義與邪惡之爭，其中夾雜不少個人恩怨或團體利益，彼此攻訐，不擇手段，最後對明朝的時政沒有任何好處，只能加速正常狀態下朝政的紊亂，使大明加速衰敗。
清朝士人總結明朝亡國原因，認為“明朝之亡，始於朋黨，成於閹豎，終於盜賊，南渡繼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確切。所以，南明成立後，黨爭不滅反熾。
在南京，東林系痛斥馬士英援引阮大鋮，似乎看上去馬士英是閹黨成員，其實根本不對。馬士英此人，原來還屬東林黨人的支持者。至於阮大鋮，更非閹黨骨幹。
這裡，還需清楚交待一下阮大鋮的為人以及他和馬士英的關係問題。
阮大鋮的仕途，是個倒黴蛋的黴運過程。由於他本人是安徽懷寧人，和左光斗同鄉，所以他最早意屬東林，是個老東林“黨員”。但在朝中，顧憲成從中阻撓，把本應屬阮大鋮的“吏科都給事中”一職轉讓予魏大中擔任，如此，嫌隙構成，激使他與東林黨人反目。雖反目，卻未成仇。崇禎帝繼位，久居鄉間的阮大鋮急於在新君前有所作為，便弄個雙保險，寫成兩份疏奏，一份專攻閹黨，一份把閹黨和東林黨皆指斥為朋比奸徒，交給在北京的友人楊維垣，讓他相機而行，代為上疏。
楊維垣出於自己私心（為反駁倪元璐），也不觀察當時政事的進展是否對阮大鋮有利，就把第二份攻擊閹黨和東林黨共為“奸黨”的疏奏封進。由此，東林黨人就把阮大鋮視為大奸大逆，並在隨後對閹黨的清算中把他打入《逆案》名單，懲罰結果是“永不敘用”。
投機不成的阮大鋮雖然倒黴，但本人是大地主出身，有錢有閒，又是大戲曲家，就流寓於南京，弄出一支高階戲班子，借戲遣愁，自娛自樂。
這位落魄老才子，使得當地的一些東林黨士子大為不爽，以顧杲、黃宗羲等人為首，他們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聯合簽名，寫了一篇《留都防亂公揭》的“大字報”，把阮大鋮說成是南京可能發生的“###”毒瘤。
欲向江南爭半壁（15）
這樣一來，阮大鋮有口難辯，畢竟他名列欽定《逆案》，東林仇人遍地，只能灰溜溜離開南京，跑去牛首山“隱居”。
張溥的“復社”用鉅款行賄崇禎帝手下司禮太監，使得周延儒能重返北京政壇當首輔，當時的阮大鋮也從中出錢出力。對此，周相爺準備“投桃報李”。但礙於東林黨人勢力強大，周延儒不敢公開大用阮大鬍子，就取用中間手法，讓阮大鋮推薦一個好友當官。思來想去，阮大鋮就推薦與自己同為萬曆四十四年會試榜的朋友馬士英（又有說阮大鋮是馬士英“房帥”）重新出山。
這位馬爺，本來當過宣化巡撫，中間因為貪汙罪被罷職。至此，周延儒為做給阮大鋮“人情”，就把馬士英的職位歸復，使他能得到鳳陽總督的位子。馬阮二人由此成為莫逆。
弘光帝繼位後，馬士英把持朝中大權，自然首先想到昔日的“恩人”阮大鋮，說服弘光帝直接任命他為兵部右侍郎。
從馬士英本人講，他舉薦阮大鋮入南京，只是人情還人情，起先絕無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