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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經歷，雖然這種把人們像棋子一樣隨意挪動，使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學校的做法在我們看來非常令人不安，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從中獲益良多。
當時的一個好主意
“事實就是這樣的。”我們的朋友王巍，一位成功的中國商人如是說。他來自中國一個普通的城市家庭，是家中的長子。1978年，高大英俊的王巍只有17歲，正散發著無限青春活力。和其他在1966到1976年間下鄉的1200萬學生一樣，王巍接到通知，要求他離開學校，前往位於中國東北遼寧省的一個小山村工作。雖然這與自己的夢想相差甚遠，但他並沒有怨天尤人，仍然滿懷抱負努力工作，並且收穫了應有的回報。這種時期尤其需要組織和領導才能。他很快就脫穎而出，結束了種地和放羊的日子，成為一位領導著近1000個農民的生產隊長。
在這種全國性的“再教育”運動中，後來任中國國家主席的*當時被派往上海一家汽車工廠做裝配工人。著名導演陳凱歌在北京讀完高一之後就被派到雲南一家橡膠農場。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南京大學副校長在*中失去了當時社會學系系主任的職務，變成建築工地上的一個小工。約翰在猶他州也有過類似經驗，因此很清楚這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當被問起自己為砌磚工搬磚頭、遞石灰泥的感受時，這位副校長說：“這在當時似乎是個好主意。”
1978年，中國變了，“好主意”的概念也變了
為了扭轉中國這個瀕臨破產的大企業，*必須要解放、而不是禁錮人們的思想。在改革初期，18位因絕望而無畏的農民在擺脫教條思想的禁錮之後大膽地邁出了改革的第一大步。本書將在第二章講述關於他們的故事。*的改革需要調動基層群眾的主觀能動性來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他支援了這些農民的農業改革。很快，各領域都呈現出了精神解放的繁榮景象。大範圍的教育改革也逐漸開始了。科學、藝術和社會領域都在越來越自由的氛圍中開始探索。藝術家們不再單單為了賺取報酬而工作，不再侷限於傳統書法或者宣傳品的創作。當時可謂是新的價值觀和個性化創作的黎明。就像文藝復興時期一樣，中國的藝術家們開始專注於自己的作品、思想，用作品抒發自己的情懷。他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成為思想解放隊伍中的先鋒。
但是，走在最前列的並不只是藝術家們。各行各業的人們都不甘落後，其中也包括樸實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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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自由
“對於中國人來說，自由與他們的生存環境並沒有直接關係，”清華大學中國企業家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前富布賴特專案（Fulbright Scholar）中國研究學者王育琨解釋說。“我是在山東萊州長大的，當時我們家裡的條件很差。母親出生於1920年，有時比男人還能幹。父親掙錢很少，剛剛夠他一個人生活，因此養活我們兄妹6個的擔子就壓在了母親肩上。雖然家裡條件非常艱苦，母親精神上的自由卻從未受到影響。母親沒有文化，但是堅持讓自己的兒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些困頓的歲月裡，母親為了自己的這一信念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按照老家習俗，長子不能繼續上學，而是應該留在家裡務農，但是母親沒有要求哥哥這樣做。她還堅持讓姐姐讀大學，雖然農村的傳統思想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在女兒身上投資再多也是白費。母親的所有決定都來自自己的心靈，沒有任何人能夠限制她精神上的自由。她經常對我們說，‘出水才看兩腿泥。’”
“我們都已經走出了泥濘，”王育琨說，“我們的國家也是如此。”
*鼓勵全中國“出水才看兩腿泥”
實際上，*的解放思想就是號召大家摘掉意識形態上的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現實。號召解放思想，以及“實事求是”不僅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個新紀元的開始，對中國領導人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相信民眾和擯棄教條主義的禁錮必然會使社會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十多億人民的能量絕對不亞於原子彈，它可以建設一個新中國，也可以毀滅一個新中國。如果沒有足夠的信心和堅定的信念，*是不會啟動這項偉大工程的，那麼接下來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
1978年，165；000名年輕人大學畢業；2007年，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已經增長到了450萬。
早在1977年，當時任副總理、主管教育工作的*再次開啟通向高等教育的大門時，王巍、王育琨、陳凱歌和其他數千名年輕人抓住了這個機會，充分展現了他們的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