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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簡直替自己害羞。這個敏感而脆弱的孩子是我嗎？誰還能在我的身上辨認出他來呢？現在我的母親已是八旬老人，遠在家鄉。我想起我們不多的幾次相聚，她也只是默默地看著我忙碌。面對已經長大的兒子，她是否還會記起那張深情仰望著她的小臉蛋，而我又怎樣向她敘說我後來的坎坷和堅忍呢？不，我多半隻是說些眼前的瑣事，彷彿它們是我們之間最重要的事情，而離別和死亡好像完全不存在似的。原本非常親近的人後來天各一方，時間使他們可悲地疏遠，一旦相見，語言便迫不及待地丈量這疏遠的距離。人們對此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生活的無情莫過於此了。
六
在我的詞典裡，沒有〃世紀末〃這個詞。編年和日曆不過是人類自造的計算工具，我看不出其中某個數字比其餘數字更具特別意義。所以，對於人們津津樂道的所謂〃世紀末〃，我沒有任何感想。
當然，即將結束的二十世紀對於我是重要的，其理由不說自明。我是在這個世紀出生的，並且迄今為止一直在其中生活。沒有二十世紀，就沒有我。不過，這純粹是一句廢話。世上每一個人都出生在某一個世紀，他也許長壽，也許短命，也許幸福，也許不幸，這取決於別的因素，與他是否親眼看見世紀之交完全無關。
我知道一些負有大使命感的人是很重視〃世紀末〃的，因為他們相信自己在舊的世紀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對新的世紀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總之新舊世紀都不能缺少他們，因此他們理應在世紀之交高瞻遠矚，點撥蒼生。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渺小，對任何一個世紀都是可有可無的。所以，當別人站在世紀的高峰俯視歷史之時，我只能對自己的平凡生涯做些瑣碎的回憶。而且，這回憶絕非由〃世紀末〃觸發。天道無情，人生易老，世紀的尺度對於個人未免大而無當了罷。
1996�7
第一卷 第五十四章
？那個時代似乎離我們已經非常遙遠了。當時，不僅在中國，而且在歐洲和全世界，人文知識分子大多充滿著政治激情，它的更莊嚴的名稱叫做歷史使命感。那是在五十年代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世界剛剛分裂為兩大陣營。就在那個時候，曾經積極參加抵抗運動的加繆發表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風格的哲學著作《反抗者》，對歷史使命感進行了清算。此舉激怒了歐洲知識分子中的左派，直接導致了薩特與加繆的決裂，同時又招來了右派的喝彩，被視為加繆在政治上轉向的鐵證。兩派的態度鮮明對立，卻對加繆的立場發生了完全
相同的誤解。
當然，這毫不奇怪。兩派都只從政治上考慮問題，而加繆恰恰是要為生命爭得一種遠比政治寬闊的視野。
加繆從對〃反抗〃概念作哲學分析開始。〃反抗〃在本質上是肯定的，反抗者總是為了捍衛某種價值才說〃不〃的。他要捍衛的這種價值並不屬個人，而是被視為人性的普遍價值。因此，反抗使個人擺脫孤獨。〃我反抗，故我們存在。〃這是反抗的意義所在。但其中也隱含著危險，便是把所要捍衛的價值絕對化。其表現之一，就是以歷史的名義進行的反抗，即革命。
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的批判是《反抗者》中的精彩篇章。加繆一針見血地指出，盧梭的這部為法國革命奠基的著作是新福音書，新宗教，新神學。革命的特點是要在歷史中實現某種絕對價值，並且聲稱這種價值的實現就是人類的最終統一和歷史的最終完成。這一現代革命概念肇始於法國革命。革命所要實現的那個絕對價值必定是抽象的，至高無上的，在盧梭那裡，它就是與每個人的意志相分離的〃總體意志〃。〃總體意志〃被宣佈為神聖的普遍理性的體現，因而作為這〃總體意志〃之載體的抽象的〃人民〃也就成了新的上帝。聖·鞠斯特進而賦予〃總體意志〃以道德含義，並據此把〃任何在細節上反對共和國〃亦即觸犯〃總體意志〃的行為都宣判為罪惡，從而大開殺戒，用斷頭臺來擔保品德的純潔。濃烈的道德化色彩也正是現代革命的特點之一，正如加繆所說：〃法國革命要把歷史建立在絕對純潔的原則上，開創了形式道德的新紀元。〃而形式道德是要吃人的，它導致了無限鎮壓原則。它對心理的威懾力量甚至使無辜的受害者自覺有罪。我們由此而可明白，聖·鞠斯特本人後來從被捕到處死為何始終保持著沉默，斯大林時期冤案中的那些被告又為何幾乎是滿懷熱情地給判處他們死刑的法庭以配合。在這裡起作用的已經不是法律，而是神學。既然是神聖的〃人民〃在審判，受審者已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