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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等十多個國家的四十幾家博物館和研究機構中。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遭到如此嚴重的肢解,這在現代史上是罕見的。
第二,敦煌學是國際上的顯學,但是,這門以中國古代文化為研究物件的多分支學科的大本營卻不在中國,而在譬如說日本或者法國。這當然是敦煌文物流散的一個直接後果,使得一些西方學者得以捷足先登,佔山為王。在此不利形勢下,中國敦煌學的起步就成了中國學者到海外追尋、抄寫、研究文獻的過程。由於政治動亂頻繁和經濟貧困,中國學者即使在這方面也是舉步維艱,擁有的條件完全不能與日本學者相比。所以,在日本汗牛充棟的敦煌學著作面前,中國已有的成果至少在數量上顯得十分可憐,以至於日本學者敢於理直氣壯地宣稱:〃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
面對以上事實,作為一箇中國人,我當然感到痛心,同時又時常陷入深思。我不斷問自己一個問題:在一九〇〇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之後,假如沒有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相繼來盜寶,洞內這些珍貴經卷和文書的命運會如何?答案几乎不容置疑:一定會更慘。這個結論由一件事便可推斷,便是一九〇九年中國政府接管了藏經洞之後,決定把劫後剩餘藏品運交京師圖書館保管,結果是從敦煌到北京,這批卷子一路遭劫,劫掠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