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自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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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實用而有趣這一點上，讀經典的確很像是一種消遣。事實上，許多心智活潑的人正是把這當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從閱讀經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極大愉悅，這差不多是對心智品質的一種檢驗。不過，也請記住，經典雖然屬於每一個人，但永遠不屬於大眾。我的意思是說，讀經典的輕鬆絕對不同於讀大眾時尚讀物的那種輕鬆。每一個人只能作為有靈魂的個人，而不是作為無個性的大眾，才能走到經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於閱讀經典這種美妙的消遣，你就會發現，你已經距離一切大眾娛樂性質的消遣多麼遙遠。

根據以上理解，我祝願這套叢書成為普通讀者和人文經典之間的一座橋樑，使更多的人品嚐到讀經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師成為普通讀者的心靈朋友。

2003�2

第一卷　第一百零十八章

？瘟疫曾經是一個離我們多麼遙遠的詞，無人能夠預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頭上。在經歷了SARS的災難以後，現在來讀《鼠疫》，我們會有異乎尋常的感受。

加繆的這部名作描寫了一場鼠疫的全過程，時間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地點是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市。事實上，那個時間那個地點並沒有發生鼠疫，所以加繆描寫的是一場虛構的鼠疫。一般認為，這是一部寓言性小說，鼠疫控制下的奧蘭是喻指法西斯佔領下的法國。然

而，加繆對瘟疫的描寫具有如此驚人的準確性，以至於我們禁不住要把它當作一種紀實來讀。一開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裡和街上不斷髮現死老鼠，第一個人死於怪病，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逐日增多。某一位醫生終於鼓起勇氣說出〃鼠疫〃這個詞，其他人亦心存疑慮，但不敢承認。疫情迅速蔓延，成為無可否認的事實，市府怕驚動輿論，封鎖訊息。終於到了封鎖不住的地步，於是公佈疫情，採取措施，消毒，監控，隔離，直至封城。因為害怕傳染，人人口含據說能防病的薄荷藥糖，乘公交車時背靠背，懷著戒心疏遠自己的鄰居，對身體的微小不適疑神疑鬼。人們的心態由僥倖轉為恐慌，又由恐慌轉為漸漸適應，鼠疫本身終於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長假一樣，日常工作停止，人們惟一可做的事情是收聽和談論政府公佈的統計數字，祈求自己平安度過難關，等待瘟疫出現平息的跡象。商人乘機牟利，咖啡館貼出〃酒能殺菌〃的廣告招徠顧客，投機商高價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術史料中的或臨時杜撰的有關瘟疫的各種預言……凡此種種現象，我們現在讀到都不覺得陌生了，至少可以憑自身的經驗加以想像了。

然而，如果認為《鼠疫》所提供的僅是這些令我們感到半是親切半是尷尬的疫期生活細節，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們不該忘記，對於加繆來說，鼠疫的確只是一個象徵。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鼠疫象徵的是任何一種大規模的禍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區、民族、國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類，瘟疫、災荒、戰爭、專制主義、恐怖主義等等都可算在內。問題是當這類禍害降臨的時候，我們怎麼辦？加繆透過他筆下主人公們的行為向我們說明，惟一的選擇是站在受害者一邊與禍害作鬥爭。一邊是鼠疫，另一邊是受害者，陣線截然分明，沒有人可以做一個旁觀者。醫生逃離崗位，病患拒絕隔離，都意味著站到了鼠疫一邊。這個道理就像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簡單。在這個時候，需要的只是一種最單純的責任感，因而也是一種最基本的正義感。災難是沒有戲劇性可言的，所以加繆唾棄面對災難的一切浪漫主義姿態。本書主角里厄醫生之所以奮不顧身地救治病人，置個人安危於度外，與任何宗教信念、神聖使命、英雄壯舉都無關，而只是因為他作為一個醫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佔領期間，從來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加繆成了抵抗運動的干將。戰後，記者問他為什麼要參加抵抗運動，他的回答同樣簡單：〃因為我不能站在集中營一邊。〃

面對共同禍害時所做選擇的理由是簡單的，但人性經受的考驗卻並不簡單。這是一個令加繆煩惱的問題，它構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層內涵。從封城那一天起，奧蘭的市民們實際上開始過一種流放生活了，不過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親人外出的人身上，這種流放感更為強烈，他們失去了與親人團聚的自由。在瘟神籠罩下，所有留在城裡的人只有集體的遭遇，個人的命運不復存在。共同的厄運如此強大，以至於個人的愛情、思念、痛苦都已經顯得微不足道，人們被迫像沒有個人情感那樣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個性的東西都失去了語言，人們不復有屬於自己的記憶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