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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澤東就是這樣的領導人。當歷史悄悄地發展到一個轉折關頭時，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覺，往往仍侷限於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難立刻敏銳地察覺這個轉折時刻已經來臨，更難立刻認識到伴隨這種新局面而來的一系列新的情況和問題；而毛澤東卻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這一切，並且在深思熟慮後立刻提綱挈領地提出在這種新局面下應該採取的方針和政策。經過他對情況的周密分析和明確論斷，使人頓時有豁然開朗之感。這確是他的過人之處。
十二月會議後，戰爭形勢繼續以最快的速度向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方向發展。全國各個戰場上，除中原戰場處於膠著狀態外，其他戰場的國民黨軍都已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從一九四七年冬季開始，人民解放軍又先後開展以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這是解放戰爭爆發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集中、成效最高的整軍運動，對提高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素質和戰鬥力起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為了加快戰爭勝利的程序，更好地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十二月會議後，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對黨的重要政策的研究上。這些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工商業、統一戰線、整黨、新區工作等方面。他向縣區鄉村幹部及農民進行調查研究，仔細審閱下面送來的報告。他經常同周恩來、任弼時及其他領導人一起就政策問題交換意見，並提出若干問題和意見請中央工委的劉少奇、朱德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大軍區、各野戰軍領導人提出意見，還十分注意閱讀新華社彙集的國內外新聞報道、評論以及《晉綏日報》登載的訊息文章。在此基礎上，他為中共中央起草有關政策和策略方面的指示，為新華社撰寫評論和文章，在許多場合作講演，還組織其他人撰寫文章、社論、報道，經他審改後發表。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這半年時間內，這種政策性的指示、文章、講演有近百篇，其中收入《毛澤東選集》的就有十五篇。
為什麼毛澤東在這時要集中精力來研究政策問題？這是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是革命能不能取得最終勝利的重要關鍵，也因為在革命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不少工作中出現“左”的錯誤傾向，使他更感到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明確地告訴全黨：“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他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講得更透徹：這次戰爭，勝利把握很大。但是沒有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參加的民族統一戰線，全國勝利是不可能的。蔣介石確實孤立，但是蔣介石孤立並不等於我們勝利。如果我們的政策不對，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士紳、知識分子，對俘虜處理不對，對地主、富農處置不對等等，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勝利，共產黨越發展越多會變成越發展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22）
正是從這種認識出發，毛澤東說出了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23）
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不但自己要懂得和執行黨的政策，而且“在每一行動之前，必須向黨員和群眾講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否則，黨員和群眾就會脫離我們政策的領導而盲目行動，執行錯誤的政策”。（24）他指出：凡政策之正確與否及正確之程度，均待經驗去考證；但任何經驗（實踐）、均是從實行某種政策的過程中得來的。錯誤的經驗是實行了錯誤政策的結果，正確的經驗是實行了正確政策的結果。
為什麼各地在規定和執行政策上往往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呢？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一個電報中詳細地分析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四類原因：第一，“由於領導機關所規定的政策缺乏明確性，未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明確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確分清界限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於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經驗（自己沒有執行過某種政策的充分經驗），或者對於他人的經驗不重視，或者由於不應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第二，由於領導者雖然知道劃分政策的界限，但沒有作系統的說明。“根據經驗，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簡單的說明，而不作系統的說明，即不能動員黨與群眾從事正確的實踐。”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自我批評道：“我們過去有許多工作，既未能公開地（此點很重要，即是說在報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