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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經過四個月戰爭後軍事形勢的基本狀況。
怎樣看待這一形勢?蔣介石和毛澤東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斷。
蔣介石認為自己進行的是“現代作戰”。他的根本觀點是:“無都市即無政治基礎,無交通就無政治動脈”,所以,“最要緊的莫過於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要求部隊“必須把匪軍所佔領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據點一一收復,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據地”而成為“流寇”,然後加以“清剿”。⒂現在,在佔領解放區一百零五座城市後,他以為自己已取得重大勝利,他的戰略目的已接近實現。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達恢復徵兵制的命令。十月十一日,也就是佔領張家口的當天,就宣佈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準備出任“總統”。不久,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下達了進攻延安的命令。這樣,蔣介石就完全關閉了和平談判的大門。
但是,一貫重視人在戰爭中的作用而特別重視打殲滅戰的毛澤東,卻從這些數字中得出了同蔣介石恰好相反的結論。
還在十月一日,毛澤東全面總結了三個月戰爭實踐的經驗,在一份黨內指示中指出:
“七月二十日中央對時局的指示上說:‘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個月的作戰,業已證明此項斷語是正確的。”
“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蔣介石無法克服,為我必勝蔣必敗的基本原因之外,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區進攻的全部正規蔣軍,除偽軍、保安隊、交通警察部隊等不計外,共計一百九十幾個旅。此數以外,至多再從南方抽調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後即難再調。而此一百九十幾個旅中,過去三個月內,已被我殲滅二十五個旅。”
“蔣軍一百九十幾個旅中,須以差不多半數任守備,能任野戰者不過半數多一點。而這些任野戰的兵力進到一定地區,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備。敵人的野戰軍,一方面不斷地被我殲滅,另一方面,大量地擔任守備,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今後一個時期內的任務,是再殲滅敵軍約二十五個旅。這個任務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蔣軍的進攻,並可能部分地收復失地。可以預計,在殲滅第二個二十五個旅這一任務完成的時候,我軍必能奪取戰略上的主動,由防禦轉入進攻。那時的任務,是殲滅敵軍第三個二十五個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復大部至全部失地,並可以擴大解放區。那時國共軍力對比,必起重大變化。欲達此目的,必須在今後三個月內外,繼續過去三個月殲敵二十五個旅的偉大成績,再殲敵二十五個旅。這是改變敵我形勢的關鍵”。⒃
這裡,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當時還處於戰略防禦階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國共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於人民解放軍的變化後,人民解放軍將轉入戰略進攻,而實現這種戰略轉折的關鍵在於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正式召開。毛澤東清楚地看到和談的大門已被蔣介石完全關死,中國人民只剩下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經過戰爭推翻蔣介石的統治,才能在中國獲得真正的和平。這是毛澤東在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是他從抗戰勝利後一年多來的事實中得出的結論。它對中國共產黨下決心領導中國人民去奪取全國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根據這個判斷,十一月十六日,也就是“國民大會”召開的第二天,毛澤東致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要代表團主要領導人周恩來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數人同國民黨繼續保持某種接觸。
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向全黨指出:
“蔣介石日暮途窮,欲以開‘國大’、打延安兩項辦法,打擊我黨,加強自己。其實,將適得其反。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一手包辦的分裂的‘國民大會’,此會開幕之日,即蔣介石集團開始自取滅亡之時。蔣介石的軍隊在被我殲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