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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種兵，而是他們匪軍則絕對沒有的”，因此“我們就一定能速戰速決，把奸匪消滅”。①
戰爭是敵對雙方實力的競賽。面對國共雙方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中國人民解放軍能不能戰勝蔣介石軍隊的大規模進攻？這是作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首先需要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作出回答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已成為解放區軍民心目中感到憂慮的中心問題。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信中，明確地指出：“在解放區軍民中目前的中心問題不是對美蔣的幻想問題，存在這種幻想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向軍民描寫美蔣怎麼厲害，怎麼兇，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後則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區軍民心目中的中心問題是能否勝利與如何取得勝利。”②
面對這個重大問題，毛澤東是怎樣考慮的？他充分看到蔣介石在軍事、經濟力量方面所佔有的優勢，尤其是美國大力支援這個優勢，這是一個方面；但他堅持對事物採取分析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蔣介石存在的種種弱點和自己的種種優勢，尤其是革命力量在八年抗戰中取得的巨大發展，已遠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可比。
正是根據對雙方力量對比的這種清醒的認識，在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第二個月，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對前面所說的這個重大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我黨我軍正準備一切，粉碎蔣介石的進攻，藉此以爭取和平。蔣介石雖有美國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經濟困難。我們雖無外國援助，但是人心歸向，士氣高漲，經濟亦有辦法。因此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③
怎樣去“戰勝蔣介石”呢？毛澤東提出幾條基本的指導方針：
在軍事方面，他強調兩個要點：一是“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為了打好運動戰，他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後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此點，應使全黨和全解放區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準備。”二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當著敵人使用許多個旅（或團）分幾路向我軍前進的時候，我軍必須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於敵的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擊敵軍的一個旅（或團）。這個旅（或團），應當是敵軍諸旅中較弱的，或者是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駐地的地形和民情對我最為有利而對敵不利的。”他指出這種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殲，二能速決”，在蔣軍武器加強的條件下，這是“我軍必須特別強調的”。
在政治方面，他要求“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併為此規定了黨在農村中、在城市中和在國民黨軍隊中必須團結、爭取、孤立的階級、階層和人員。
在經濟方面，他要求“必須作持久打算，必須十分節約地使用我們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力戒浪費”。要“努力生產”，要“依靠自力更生，立於不敗之地”，要“艱苦奮鬥，軍民兼顧”。
單單這些還不夠。為了使人們認清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的虛弱本質，樹立起必勝的信念，需要提出一個簡單明瞭、使人一聽就明白並能記住的基本觀點，那就是毛澤東向正在延安採訪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說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斯特朗是一位美國籍的進步女記者。一九四六年年初她從舊金山來到上海轉往北平，接著乘軍調部的飛機到達延安採訪。她在延安住了幾個星期，同各界人民和中共許多領導人廣泛接觸，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解放區的情況已有相當的瞭解。
八月六日下午三時，延安雨後初晴。在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斯特朗見到了毛澤東。陪同她去的，一個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一個是長期在延安工作的美國醫生馬海德，擔任臨時的翻譯工作。聽到斯特朗來了，毛澤東走出窯洞門口，來到院裡歡迎。為了表示對客人的禮貌，他那天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藍布衣服。他們一起坐在窯洞前蘋果樹下的一張石桌周圍，娓娓而談。
毛澤東是不放鬆任何一個機會來作調查工作的。他先向斯特朗詢問了許多美國國內的情況。斯特朗驚奇地發現：“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得比我還詳細”。接著，毛澤東回答了斯特朗提出的問題。他談話的中心點，就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毛澤東列舉俄國沙皇和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