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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還承認省憲法第十二條規定的人民有自由結社、和平集會的權利，“不受何種特別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澤東等還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會主義，因為它於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難做到，故以民治主義為原則，絕不是官廳文告說的無政府主義。趙恆惕等對“不要政府”的無政府主義確是深惡痛絕，但對社會主義卻茫然無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採這種態度極為得當”。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決，毛澤東等立刻以《各工團代表與趙省長、吳政務廳長、石警察廳長、周長沙縣知事交涉的實在情形》為題，披露說理鬥爭詳實情況，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長沙《大公報》上。趙恆惕像吞下一顆酸澀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後他對左右說：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確，經過兩年工人運動的鍛鍊，毛澤東已經成長為一個老練的革命家。在鬥爭實踐中，他依靠組織和群眾，培養骨幹，注重策略，利用矛盾，爭取輿論，以合法鬥爭掩護和配合非法鬥爭，積累了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後來毛澤東身上表現出來的出色的領袖才幹，這時已初見端倪。他領導的湖南工人運動，罷工十次，勝利及半勝利九次，失敗一次，“大引起社會之注目”⒃。同時也獲得黨內的高度評價。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總結二大以來中央和各地區工作時，曾這樣說：“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於不瞭解黨組織，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衝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⒄
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刊發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六年過去了。從五四、建黨到工人運動，陳獨秀越來越賞識毛澤東的才幹。一九二三年一月他著手籌備黨的三大，便決定調毛澤東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維漢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一職。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澤東安排好湘區工作，離開清水塘，離開妻子楊開慧和剛剛半歲的兒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這時，長沙街頭已貼出趙恆惕懸賞緝拿“過激派”毛澤東的佈告。
① 鄒蘊真：《新民學會成立會和一九二一年新年會議概況》，《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頁。
② 《謝覺哉日記》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27頁。
③ 蕭子升：《毛澤東青年時代》，引自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綜述》，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頁。
④ 周佛海：《扶桑籍影溯當年》，引自《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頁。
⑤ 毛澤東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⑥ 蔡和森致毛澤東信，1920年8月13日。
⑦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1955年8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頁。
⑧ 《謝覺哉日記》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頁。
⑨ 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1979年3月14日、17日），《“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頁。
⑩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頁。
⑾毛澤東致蕭子升信，1921年9月28日。
⑿《馬林赴華回憶》（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頁。
⒀馬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局的報告，1922年7月11日。
⒁陳獨秀：《黨務、政治宣傳、勞動運動情況及今後計劃》，1922年6月30日。
⒂劉少奇、朱少連：《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略史》，1923年8月1日，原載《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罷工勝利週年紀念冊》。
⒃毛澤東：《省憲下之湖南》，中共中央理論月刊《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
⒄《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黨代表會議的報告》，1923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