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月傲天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全椒戰役雖然持續的時間不長，從開戰到結束也不過三天的時間，但是影響卻非常的深遠。
隨著國民政府的大力宣傳，中央社以及其他官媒那叫一個不遺餘力的宣傳戰績，使的全椒大捷在極短的時間內傳遍了大江南北，甚至於還傳到了國外。
李國耀和暫七師固然是名聲大振，但同時全國民眾的抗日熱情也受到了鼓舞，一時間民眾大量的為國家募捐，支援抗戰，甚至於在各地徵兵點都有青壯年排起了長隊。
然而更為重大的影響則是刺激了日本人，使的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日軍內部矛盾近乎公開化了。
事實上日軍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除了有陸軍和海軍之間的矛盾外，陸軍內部也存在尖銳的矛盾。
早在1935年華北事變後，中日關係愈發緊張。如何應對此事，日本軍界內部就是否繼續擴大對華戰爭，分化為兩個意見相左的陣營——“擴大派”與“反擴大派”。
“擴大派”代表的人較多，且大都為日軍中的高層缺乏遠見之守舊人物，如當時的陸軍大臣杉山元、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參謀總長載仁親王、參謀次長多田駿、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等。他們基於中國國內“反日”活動的增多，堅持必須“對華一擊”。
抗戰爆發前夕，日本駐華武官喜多誠一等彙報，“在收復滿洲以前，蔣政權的抗日政策恐繼續不變。希望以我對華北讓步，換取蔣政權取消抗日政策之類的見解是極大的錯誤。”
同時，喜多誠一判斷，日蘇一旦發生戰爭，中國亦不會保持中立，需“在對蘇開戰前，首先予中國一擊，用以挫傷蔣政權的基礎。”
而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也上書軍部，“如為我軍力所允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解除我背後的威脅，此最為上策。”
與其相對的“反擴大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為代表，石原莞爾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最終戰論”，即日、美終須決戰。在此之前，日本要全力建設“滿洲國”，充實國力，全力對付蘇聯。對中國，奉行所謂“日支親善”，讓中國成為“東亞聯盟”中的一員。
中蘇兩國國情的變化，也讓石原莞爾反對擴大侵華戰爭。1935年，國民政府在英國援助下進行了“幣制改革”，並與英、美簽訂了商業、鐵路等貸款協定，讓日本與英美在華利益的衝突更加顯現。
另一方面，蘇聯不斷加強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屢屢與日軍發生摩擦，使日本的“滿洲經營”面臨威脅。
基於以上原因，石原莞爾建議，“帝國要放棄其過去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停止運作“華北分治”。
在石原的影響下，林銑十郎內閣在1937年4月制定了一項對華政策：給南京政權以面子，使之拋棄容共、依靠歐美的政策，大力推進經濟開發合作。但只過了一個月，林內閣就倒臺了。
從“七·七事變”到上海“八·一三”作戰，日本軍部在對華政策上的分歧非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越加的尖銳。
在大本營內部，一部分人認為日本應該藉此機會出兵，在中國真正統一、富強之前予以征服，以實現日本的長久對華目標。
另一種主張是，日本真正的敵人是蘇聯和美國，而這兩個國家，才是日本向外擴張的有力障礙，因此應繼續積蓄力量，伺機予以一擊，至於目前在中國發生的事件應不再擴大，而就地解決。
參與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是一個具有多種思想體系的法西斯軍人，並有戰略家之稱號。
盧溝橋事變爆發的前兩年，蘇聯第1個5年計劃已經完成，第2個5年計劃正在順利實施。蘇聯的軍事力量已得到了很大的增強，在遠東地區組成了以騎兵和坦克為骨幹的大量快速叢集，並構築了不少邊境的築壘地域。
蘇軍在東北的周圍，駐有約14個步兵師、950架飛機、850輛坦克，平均每個師有68架飛機，61輛坦克。而日軍在東北僅有5個師團，220架飛機，150輛坦克，平均每個師團僅有44架飛機，30輛坦克，日、蘇軍事力量懸殊很大。
美國在“九·一八事變”後，已在菲律賓巴丹半島和馬尼拉灣口的哥黎希律島上，加緊構築大型、現代化的地下軍事工程。
石原認為，正是這兩個國家在遏止日本當前和將來的行動，由於日本的軍事力量與蘇聯、美國相差很大，因而他提出了一個開發“滿洲”資源，使之成為具有自給自足和獨立對蘇、對美作戰能力的國防方案。
